星洲日报

I wonder you feel the same as me ; all the sudden I realized friends and relatives around me seems to get less and less.

以往接近過年時，各種聚餐排得滿滿的，而今年，似乎沒聲沒息。

Those years when the New Year drew near, all sorts of gathering appointments almost completely filled the diaries, but this year seems so quiet.

即使是平常日子，電話少了，與大家見面也少了。

Even in normal time, phone calls become less and less, face to face meet up also become much less.

也許，大家各忙各的；或者，目前流行“宅生活”，儘量避免出門。

Perhaps, everybody is busy with their own things, or perhaps, nowadays people prefer to stay in.

也不盡然如此。再想一想，很多老友和親戚，已經不在了。嗟！大吉利是，他們都還好好的，只是離開了馬來西亞。

However, it is not entirely like this, thinking further, actually old friends and relatives are not around any more. God bless, they are still alive and well, they just left the country, Malaysia.

去了中國大陸開工廠；王子不做工程師，移民到澳洲開小食檔；阿風離開本地大學，去香港做講師；青蛙去了台灣，開展事業第二春；還有的到了美國、英國，唔，還有去印尼的……。

They have gone to China to set factory; ah Wang quit his engineer job and migrated to Australia to set up his little food store business, ah Fong left the local University went to Hong Kong as a lecturer. 'Frog' went to Taiwan to pursue his second career life. Others went to Americia , England, even Indonesia ...

起初，以為這只是個別現象，逐漸的，旁人也有同樣發現；原來，這不是個別現象，而是社會現象；這不是少數，而是相當大的數目。

At first, I thought these are individual cases, but gradually, people around me realized the same, these are not individual cases but a general symptom of our society. they are not small numbers but the pretty big indeed.

外交部早前披露了一個數字，說明這個現象是多麼真實，多麼貼近。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released the figures earlier, it confirmed the situation is real.

從去年3月到今年9月，已經有30萬大馬人移民他國；其中20萬人是今年1月到8月出走的數目。

From March 2008 thru September 2009, a total of 300,000 Malaysian migrated to other countries, among them 200,000 left between Jan - Aug 2009. (in 8 months)

累積下來，已經有超過200萬大馬人移民，接近今天印尼外勞在大馬的人口。

Cummulatively, 2 million Malaysians migrated, this figure is close to the number of Indonesian workers in Malaysia today.

不同的是，移居他國的大馬人，多是專業人士、中產階級。

The difference are, those migrated are mostly professional and middle class people.

他們有很多出走的理由，追求事業發展，為了孩子前途，尋找個人更大空間……，概括一句：對馬來西亞失望。

They have many reasons to leave: pursue career development, for the future of their children, in search of better life and environment... In one sentence, they lost hope of Malaysia .

50年前，大家說，馬來西亞真好，好過香港，甚至日本。

50 years ago people said: Malaysia is very good, better than Hong Kong and even Japan .

30年前，大家說，馬來西亞還不錯，比得上韓國、台灣（不提香港和日本了）。

30 years ago people said: Malaysia is not bad, comparable to S. Korea and Taiwan . (No mention of Hong Kong and Japan any more).

20年前，大家說，馬來西亞還可以，至少超越中國、泰國（不能和台、韓比了）。

20 years ago people said: Malaysia can do lah, at least better than China and Thailand (Cannot compare with Taiwan and Korea lah)

10年前，大家說，馬來西亞再差，還不至於像越南、印尼（中國已是不同級別）。

10 years ago people said: No matter how bad Malaysia is, cannot be worse than Vietnam and Indonesia ok-lah. ( China is already in a different category).

今日，越南和印尼的經濟成長率遙遙領先大馬，社會活力和知識發展也勝過一籌；距離愈來愈近了。

Today, the economic growth rate of Vietnam and Indonesia already far exceeded Malaysia , Social activity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is also better, the gap between us and them is closing up.

Why worry? there are still Philipines , Cambodia and Myanmar behind us.

但是，一位經濟學家最近到菲律賓考察之後，認為再過20年，大馬可以取代菲律賓，出口馬籍女傭到全世界了。

However, according to an economist who recently surveyed Phillipines, he think in 20 years' time, Malaysia can replace Phillipines to become the World exporter of Malaysian maids.

半個世紀以來，馬來西亞是在大宅院裡，用封建方式，分配祖宗家業，消耗社會資源，浪費和逼走人才；不談競爭力，忽略生產力，討厭績效制。

Over half a century, Malaysians live in the big old imperial housing complex, closed up and survive on properties left behind by the ancestor; continued to consume up social resources, wasteful, and drove away talents; they never talk about competitiveness, totally neglected productivity, and hated meritocracy.

亞洲金融風暴來襲時，大馬把門關起來，以為避過一劫，有人還自我陶醉，自以為是天才策略。

When Asia economic storm hit in 1997, Malaysia closed their doors, thinking we beautifully avoided a disaster, they even think of themselves as genius, being able to handle the situation so well.

然而，其它國家面對風暴，走出風暴，進行體質改革，跨步向前，登上另一個水平；大馬卻還在原地踏步。

However, just look at other countries in our neighbourhood ; they stood up, faced the storm, and walked out of the storm. They overhauled their system, improved the processes and marched forward ; they moved up to a new level. And Malaysia , still walking on the spot . . !

馬來西亞，該醒一醒了。

美國總統奧巴馬最近宣佈，提名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法學院副院長劉弘威博士為聯邦上訴法院第9巡迴法院法官。

去年10月，奧巴馬提名紐約法官陳卓光為聯邦上訴法院第二巡迴法院法官，獲參議院通過，成為美國聯邦上訴法院第一位華裔法官。56歲的陳卓光在香港出世，2歲隨父母移民美國；劉弘威僅39歲，是台灣移民後代，耶魯法學博士畢業，是美國公認的憲法、教育法和公共政策專家

在美國，幾乎任何一個人，不論美國出生或是移民，甚至是非法移民，只要肯吃苦上進，總有冒出頭來的機會。因為美國政府和社會瞭解，對別人好，對自己也有好處，如果美國能不斷吸納人才，國家自然富強；甚至不算十分特出如我者，不是移民也沒申請綠卡，但是獎學金還是依學業成績頒發，就是希望我們這些外國學生拿到碩士博士學位後留下來服務。

美國不斷吸收人才，但在地球另一端的大馬不要說不努力吸收外國人才，連本地人才也不想方設法留住，甚至許多莫名其妙的政策，包括拒絕承認獨中文憑，簡直就是存心把人才踢出國。

不愛才惜才的當然也不只是政府，普遍上大馬社會文化低落，人才對許多事都有意見，奴才乖乖聽話，許多人結果自然對奴才疼愛有加。二者之間選其一，人才沒有地位。

不要說政府，許多公司組織，有多少個不愛奴力不畏人才？掌權者把人才踢走，奴才為他做事，長治久安。人才麻煩，人才獨立思考，人才有主見，除非具有遠見又有自信的企業家和上司，否則誰不畏人才？

大馬連不算人才的都想跳飛機，何況人才？移民之風強盛，你會奇怪？

大馬當然也不是沒有人才，但大馬的人才，十之一二有奴性，結果和奴才差不多。比如畢業牛津名校的，為了權力地位，可以乖乖聽話，甘願隨不學無術的老百姓起舞，帶頭示威，其實是追隨俗眾。

還有一個，聽說也是畢業外國名校的，竟然連“鼓勵人們多吃豬肉”這種話也說得出口，他的教授如果聽到這句話，不活活氣死才怪！這種話也豬肉販也不敢說，他卻可以說得理直氣壯；應爭取的權益不敢爭取，應批判的政策沒膽批判，卻去說這種話，這不是奴性做祟又是甚麼？還有一個部長，外國法學博士畢業，博士論文狠批大馬內安法令，現在卻為政府背書，夠絕！

大馬獨立至今，很多人才出去，巫統元老東姑拉沙里也感嘆連一些馬來精英份子也留在英國不願回來，可見問題嚴重。

不過，我認為大馬還是有人才的，不過一些不幸已被馴化，成為充滿奴性的人才，結果人才的“才”使不出勁來，奴才的“才”

卻發揮得淋灕盡致，連讀書不多但稍有良知的人都要搖頭，豬肉販也目瞪口呆。

大馬的問題不是沒有人才，而是有些奴性太重的人。整個社會，上上下下，有多少人不是以媚悅勢利為尚？拍上司馬屁的人還會太少？奴顏婢膝，吮癰舐痔，唯利是從，看見部長差點沒下跪，缺乏道德勇氣。

不要只是罵政府不愛人才，做領袖上司的不妨問問自己：我愛人才，還是寧可用奴才？

政府是人民意志的體現。無論是民主政府或專制政治，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民的意識；如果說民主政府有民意為基礎，那威權、專制或獨裁政府則以大多數人或民眾的恐懼與懦弱為基調。

職是之故，我們不能僅是批評政府。在批評政府之余，我們亦必須反躬自省社會文化與老百姓的思想素質。我們罵政府把人才“趕走”，我們批評政府留不住國內人才，但大馬整體社會文化是否惜才，是許多人，包括評論界人未深入反省與探討的。

如果民眾思想水平並未真實提昇，改朝換代只是一種歇斯底里、煽動操縱的結果。換言之，趕走了一個獨裁或腐敗的政府，如果文化未變，體制不改，另一獨裁者將取而代之。這亦是為甚麼民主政治不能從國外移植，更不可能速成，必須是一種由下至上的發展結果。

因此，再談人才流失問題，我們實在不能只是批評政府不愛才惜才。反省大馬的文化，各行各業各種領域的領袖、上司與主管，又有多少不是寧捨人才而重用奴才？

當聽話的馴民是社會的最愛，如果我們寧可聘用言聽計從，乖乖聽話的員工，就算笨一點也沒關係，而不願意聘請有主見能獨立思考的人才，或以為他們“麻煩”，那批評政府不愛才惜才，豈非虛偽？

如果社會推崇奴性文化：小孩要聽大人的話，大人要聽老闆的話，老百姓要聽政府的話，不論有理無理，不聽話的就不是好孩子、好員工、好公民，充滿叛逆精神與獨立思考的人才怎麼可能不走？

我們社會當然還有人才，可是有多少不已淪為高級技工？很多知識份子不過為權貴服務，出賣良知與知識，沒有向權力說不與對抗主流俗眾的道德勇氣。

許多移民者不滿的不只是政府，而且也包括了慫恿這個政府的社會文化。如果我們的社會沒有種族主義的意識，種族主義的政黨不可能冒出頭來做政府；如果民眾智慧高，低能無能的候選人不可能在大選勝出。

所以我說，老百姓不要只是罵政府，民聯領袖與議員不要只是罵國陣專權，許多政黨，無論朝野，還有民間組織和企業，是不是也推崇奴性文化：平凡一點沒關係，只要不是太笨，而且肯賣命，肯護主（不論對錯），不頂嘴不計較（不要談甚麼權益或公平原則，老闆總是對），還會拍馬屁，升級加薪就有你的份！

在這種情況之下，人才怎麼可能不變奴才，不願變奴才的人才怎麼可能有機會移民而不出走？

是誰把人才趕走？我們還好意思只罵政府？-歐陽文風2010.03.10

馬來西亞最近短短十八個月內，就有逾三十萬人移居國外，而這還不包括在新加坡工作的龐大馬國人群體。大馬獨立五十幾年來，估計超過一百萬人才外流。政策的不公平、發展空間的窒礙，以及近年的政治風波，加速以華人為主的馬國人才外移。從潘健成、謝清海、雲惟彬，到蔡明亮、楊紫瓊、梁靜茹、戴佩妮，具多元文化優勢的馬華精英，在全球的異鄉大放異彩。

從噗浪（Plurk）創辦人雲惟彬到創作女歌手戴佩妮，從為英國王室成員設計鞋子的周仰傑到率先研發隨身碟的潘健成，從香港繳稅最高的基金經理謝清海到國際名導演蔡明亮，他們都有一個共同身份——旅居海外的馬來西亞人。多年來，馬國背景的各領域精英遍布世界各地，他們為了追求更大的發展空間、更美好的將來，於是在海外打拚，背後的其中一項重要原因，是馬國政策的缺失，留不住人才，導致馬國獨立五十幾年來，已有逾百萬的人才流失。

蘇小湄是一名小學教師，年約三十歲的她最近冒起移民海外的念頭，且越來越強烈。她多次對朋友說：「我若有經濟能力，我一定會移民。」澳洲是她首選的移民國家。蘇小湄很羡慕她多名同學多年前到海外留學後就成為當地的移民，她們之中五人在澳洲，英國、香港及中國大陸各有一人。事實上蘇小湄不是唯一具有移民海外念頭的人，不少人與她一樣由於各種原因無法移民。與許多人一樣，蘇小湄欲移民的理由很簡單，因她對馬來西亞當前出現的情況很有意見，這種情況並未因零八年在野黨強大後有所改善，這讓她失落、失望、沮喪。

就如許多發展中國家那樣，每一年馬國許多專才因各種原因流向國外。從一九五七年獨立至今共有多少國民移民海外，政府從來沒有公布，不過外交部副部長柯希蘭日前在國會回答議員的詢問時露出端倪。他指出，從零八年三月至零九年八月短短十八個月內，就有逾三十萬名馬國人移居海外，不過，這個數目只是在海外工作及有向馬國駐當地大使館登記的馬國人。而在這兩年裏，也有五千八百國民放棄馬國國籍，成為外國公民。柯希蘭也透露，在零九年首九個月內，就有高達二十一萬人移居海外，這其中，約一半是專業人士。此外，另有五萬名馬國人在海外留學。

柯希蘭公布的資料讓馬國人對人口只有二千八百萬的馬國人才流失的速度與比率感到震驚。資深在野黨領袖林吉祥相信，馬國自五七年獨立至今，估計有一百萬人才流失。首相署部長納茲里在零七年對國會說，馬國建國五十年裏，估計一百萬至二百萬人才外流，他指這些人是「向錢看」而移民，一旦賺夠錢後，他們就會返國。執政黨國陣總協調蔡細歷則估計，目前在外國工作的馬國技術和專業人才達九十萬人；他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目，其主因在於一九七零年開始推行的扶持馬來人的新經濟政策和行政偏差。

學者普遍認為，外流人才華人為多。前人力資源部長馮鎮安日前透露，政府成功吸引回國的數百名人才，八成是華人。而從人口學的資料來看，華人移居海外的人數龐大，對目前只有六百多萬的華人人口而言也是很高的比例。華社研究中心主任文平強在《馬來西亞華人人口比例下降：事實與回應》的論文中指出，從五七年獨立至九一年，華人人口的自然增長是三百三十八萬人，不過在同時期華人的淨遷移率是一百一十萬人。他也指出，華人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移民情況嚴重，在那個年代，增長的華人人口就有一半（三十九萬人）離開馬國。他說，若華人沒有移民海外，華人人口應可保留在總人口的三分一。目前華人佔總人口約百分之二十五。

早期華人是從中國移民而來，不過在一九五七年馬國獨立後，政府關閉移民大門，中國人再也不能移民馬國，華人人口基本上是依賴自然增長。從獨立至今，華人移民大潮基本分三個時期，七十年代因種族衝突、政府推行扶持馬來人的新經濟政策，這導致許多不滿不公平政策者決定移民海外，其中許多人是為了孩子的教育。在當時，政府對國立大學的錄取採取配額制，五成五大學學額必須保留給土著，這使到許多華人子弟無法進入大學，而在外國，尤其是澳洲，永久居民的孩子可以享用免費教育，因而吸引許多家境不錯的家庭移民，確保孩子得以享有接受高深教育的機會。

八十年代馬國經歷嚴重的經濟蕭條，馬國的主要經濟命脈之一的錫礦場也因國際錫價暴跌而紛紛倒閉，許多華裔子弟冒險遠走他鄉，日台、英美及紐澳等先進經濟體成為華裔子弟淘金的天堂，在當地非法工作以賺錢養家。

九十年代馬國經濟起飛，政府也實行經濟與教育開放政策，在海外非法工作的華裔子弟紛紛回返；私立學院的設立也使華裔子弟擁有更多深造的機會，華人移民的情況明顯的緩和。許多在當時移民海外者是因在海外留學後留下工作。

掌握多語成為優勢

零一年至零九年馬國進入政治不穩定期，前首相馬哈迪零三年退位後，人們一度寄望接任者阿都拉能為馬國帶來希望，不過，缺乏魄力的阿都拉不僅不能為馬國經濟帶領另一次的起飛，他也因無法壓制執政黨巫統黨內右派勢力的抬頭而使種族主義言論大行其道，傷害許多人民的心。地球村的出現加上中國及越南等國家的崛起令許多外資把資金從馬國撤離，海外充滿就業機會，國界不再是人們遠行的障礙。

雪蘭莪及吉隆坡中華大會堂會長陳友信表示，馬國移民在近年來有增加的趨勢，這主要是國內的推力及國際的引力加大使然。他指出，由於國內政治不穩定、經濟發展緩慢，加上中國的崛起，許多跨國公司需要懂得英語及華語的人才派駐中國，這使到同時掌握多種語文的馬國華人成為跨國公司吸收的目標，促使許多華人流往海外。

也是私立英迪大學理事會主席的陳友信表示，在零八年三月大選在野黨打破執政黨壟斷地位後曾讓人們對這個國家充滿希望，許多有意移民的人也擱置移民計劃，可是經過一年的演變，人們對朝野政黨的表現感到失望，也對兩線制（兩黨制）的形成不抱樂觀，人們再次以雙腳表達不滿，離開這個國家。他認為人才流動在全球化時代是一種趨勢，沒有人可以阻擋。

執政黨國陣青年團幕僚長符策勤指出，人們移民很多時候是出於無奈；他說，過去兩年來馬國政治沒有太大改變、經濟沒有改善、外資萎縮一半，導致人們出走。他表示，政府必須有所行動，阻止人才的大量流失，否則國家將面對災難，變成一個落後的國家。他認為，政府應該整頓行政體系，推行公平及透明的政策。他也批評當前行政體系的不足是因幹訓局（灌輸公務員愛國思想的機構）長期灌輸種族思維所致，以致政府欲推行開放政策時面對諸多行政阻擾。

代表官方思維的外交部副部長柯希蘭認為，馬國人移民海外的原因主要是教育、就業及結婚。相對於新加坡、港台及歐美等國，馬國的勞力市場薪酬遠遠不如人。由於匯率的差異，馬國人在新加坡工作，其收入相等於在國內的二倍至五倍之間。不過，學者普遍認為，收入不是人們移民所考慮的一切，工作環境、前途、成就感也是移民們的考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林德宜表示，薪酬是馬國人移民的其中一個因素，其他因素包括孩子的教育及前景、國家社會與經濟政策及對行政體系，如警方及司法信心不足。成績卓越的陳彩玲在馬國從事研究工作十年後決定離開家鄉，到新加坡從事研究工作，因她認為，「在馬來西亞，我感到窒息」。她指出，現在的研究團隊，六成的成員是馬國人。

澳洲是移民首選地

根據柯希蘭向國會提供的資料，在零八年至零九年間，澳洲是馬國人移居的首選地，高達二十七萬人，而移居美國也有三萬一千人，台灣是馬國人移居第三多的地區，共有約一萬四千人。政府顯然沒有把在鄰國新加坡工作及定居的馬國人視為移民，若這個數目統計在內，其人數會更大。在野黨行動黨主席卡巴星數年前到新加坡接受治療時，前往新加坡醫院探訪他的行動黨顧問林吉祥發現，為他提供治療的醫生大部分是馬國人。檳城首席部長兼行動黨秘書長林冠英則指出，他在零九年到新加坡招商時驚訝發現，在新加坡政府醫院工作的專科醫生，四成是馬國人。

另外，根據香港入境處數字，去年十二月，有一萬四千三百九十五名馬國人居住在香港。已在香港發展的馬國背景精英，包括企業家郭鶴年、「打工皇帝」惠理基金創辦人謝清海、前衛生福利局長楊永強、大律師清洪、演藝經紀人陳自強、舞蹈家王榮祿、男高音柯大衛、教授林幸謙、「反高鐵」等社運組織者之一科大助理教授陳允中等。

賴安洲是台灣成功大學畢業的馬國僑生，在成大考獲碩士學位後，於美國普渡大學攻讀電腦工程博士，學成後在英特爾工作了三年，零五年到香港科技大學任教，零八年離開教職轉戰金融業，目前是萬福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的市場推廣董事。他表示，本身比較鍾情於中華文化，加上中國的崛起，所以很早就有到中國人地方發展的念頭。

賴安洲也曾想過回馬發展，但他坦承「不欣賞大馬的不公平」，且沒有從事學術研究的空間，所以雖然父母在大馬，但他還是選擇到其他地方發展，「父母也不希望我浪費生命」，而選擇香港的其中一個原因正是「離家較近」。

但值得一提的是，馬國外流人才絕大部分仍保留馬國國籍（只成為外國永久居民，不是公民），儘管他們當中有許多人配偶是外國籍，子女也在外國出生，但會盡量為其子女也保留馬國籍。這當中家庭因素很重要，因父母及兄弟姐妹等仍在馬國，所以他們認為「根」仍在馬國。

馬國人才外移原因，除了外國收入較高、留學生已習慣外國生活、配合外籍配偶之外，也和某些領域在馬國發揮空間較小有關，例如講求創作自由的電影，出生馬國的台灣導演蔡明亮，零七年第一次在馬國拍的電影《黑眼圈》，就因為被指呈現過多馬國的醜陋一面而被禁。另外，在中文文學及中文音樂領域，在馬國都被排除於主流之外，且市場不大，台灣於是成了馬國中文創作及音樂人才的發展重鎮。

行政偏差及不公平政策也許是過去人們移民的主要原因，而治安敗壞、希望享有更大的個人自由似乎成為當前人們流向國外的原因。在馬國大學馬來亞大學畢業的鍾慧娟表示，她在數年前在新加坡當文員時曾獲馬國教育部錄取為教師，可是其馬六甲家人要她留在新加坡工作，不要她回來，理由是馬國治安不好。現年二十八歲的鄭凱玲擁有人力資源碩士學位，她最近決定移民澳洲，理由非常簡單，因她認為澳洲的犯罪率較低，夜間行走不用擔心意外發生。政府明顯了解治安對國家經濟及社會產生的衝擊，警方最近也積極展開防範罪案行動，在市區裏的社區設立警亭、社區主要公路設立檢查站，以求在一年內把國內的犯罪率降低兩成。

馬來裔中產階級也移民

激進宗教思維的抬頭也讓人們對馬國社會是否會趨向保守感到憂慮。在為移民與否而掙扎的女工程師納達莎指出，她越來越感到行動不自由，她不能自由地與異性上街，因這將引起人們的負面看法。這種行動不自在感對曾在海外留學的馬來知識分子尤其強烈，並導致他們移民。海鷗集團董事經理陳凱希指出，目前不僅是華人移民，馬來人移民也有增加的趨勢。前人力資源部長馮鎮安就表示，過往移民海外的人才是華人，現在馬來人也越來越多。他指出，僅僅在英國就有約二千名馬來人才，他們大部分在資訊科技、金融及醫療領域。公司設在吉隆坡的移民顧問羅伯特透露，近年來前來該公司詢問移民澳洲情況的馬來中產階級明顯的增加。他說：「這都是受高等教育的馬來人，他們把馬國與外國對比，他們對馬國的行政體系感到沮喪。」擁有三十年處理移民申請經驗的羅伯特表示，馬來人移民海外在五年前是罕見的，不過現在是越來越多。他認為，馬來人移民除了是國內因素造成，也因全球化所帶來的國際人力市場大流動所致。他指出，現在的年輕人所追逐的是有更多機會的地方，他們不想在一個無望及停滯不前的社會呆一輩子。

在人才嚴重流失之際，馬國卻收容了逾百萬名低技能外勞。前任首相馬哈迪諷刺說，馬國喜歡把一些「無腦」的人引進來，卻把一些「有腦」的人送出去。政府非常清楚人才流失的嚴重性，二千年時任首相馬哈迪雄心勃勃訂下二零二零年打造馬國為先進國目標時，宣布一系列配套以求吸引在海外的馬國人才回流，政府希望該計劃能每年吸引五千名專才回返，以解決馬國人才不足的問題。不過，執政成員黨馬華公會署理總會長蔡細歷指該計劃徹底失敗；他指出，至二零零七年，申請返國服務的專才約千人，當局只批准約六百人的申請，而最後回返者只有約四百人。他認為此計劃失敗的原因在於行政體系繁文縟節及沒有就業保障。

事實上，許多「自我流放」在海外的馬國專才都有意返國服務，只是行政偏差、移民政策保守及官員僵硬的思維導致這些人返國無門。在海外居住、從事醫學研究工作近二十年的陳毅一直想回家，無奈他所從事的高端醫學研究在馬國還沒有這種需求，也沒有這種設備。為了回返家鄉陪伴年邁的媽媽，擁有博士學歷的他在二千年馬國推行招收海外專才回國計劃時，決定放棄在美國費城大學高薪研究員工作，降低自己的要求，申請到馬國國立大學偏遠的吉蘭丹分院當一名講師，可是當局卻以他持有的「印度大學文憑並不受政府承認」為由拒絕錄取，讓他感到不可思議及百般無奈。在申請失敗後，他轉向較靠近家鄉的新加坡國立大學申請研究員的工作，他的印度大學文憑並沒有成為任何障礙，他毫不考慮地舉家搬到新加坡工作與居住，使他有更多機會與居住在吉隆坡的年邁媽媽相聚。

陳毅只是馬國逾百萬移居海外的專才之一，他的情況也是許多馬國海外移民的遭遇，文憑不受承認、返國不受歡迎、回來後無法發揮，因此只好無奈的繼續離鄉背井，為其他國家作出貢獻。家，對他們來說是那麼近，可也是那麼遙遠；他們一心想為國家作出貢獻，可是國家似乎並不歡迎他們回來，結果得益的是那些對他們張開雙手、給予一切便利、懂得惜才的國家。

在全球化的年代，世界各地都在爭奪人才，但馬國在這場人才爭奪戰中，卻背道而馳，不僅無法吸引外國人才，連本國人才都無法留住，如何矯正這長期以來的不當政策，留住人才貢獻所長，考驗政府的智慧。■

沒有資源的新加坡以人才打造國家，與新加坡一水之隔、擁有相似文化的馬國公民成為新加坡網羅人才的首選地。每一年，新加坡的「獵頭族」走遍馬國各地，從小學到中學，獵取馬國最佳人才，以補充該國發展人才之需。因此，新加坡各領域幾乎都能找到馬國人才，最常讓人提及的就是現任衛生部長許文遠、兩名執政黨議員伍碧虹及李美花、為新加坡解決食水問題的企業家林愛蓮等。

從吉隆坡開往新加坡的長途巴士上，一名年僅十三歲的男孩孤單的坐在巴士上，神情落寞，似有很多的不捨，隻身前往新加坡求學。男孩是名華裔，他是眾多獲得新加坡發出的亞細安（東盟、東協）獎學金的馬國學生，前往新加坡編織未來的夢。在新加坡求學初期，男孩幾乎每天都與媽媽通電話，表露不習慣新加坡的生活；男孩在電話中哭著對媽媽說想家、想家鄉的親人與朋友，在電話另一端陪著男孩哭泣的媽媽不斷安慰男孩，要男孩為了將來咬緊牙根挺下去。

頒發給東南亞國家中小學生的亞細安獎學金是新加坡獵取馬國人才的工具之一，新加坡獵頭族會走訪馬國中小學，挑選優異學生到該國繼續深造。巴士上的男孩就是其中一個被獵走的優異生，剛剛獲得新加坡女狀元的賴凱柔情況與男孩一樣。賴凱柔回憶當年初到新加坡求學的情況時說：「我剛到新加坡時舉目無親，十分不習慣，多次因想家而哭泣，英文成績也不好，過了很久才逐漸習慣離家的生活。」賴凱柔與男孩的情況反映出這些學生年紀小小就得遠離家鄉與親人，為了受更好教育及追逐更好前景而踏上艱苦路程。

根據新加坡教育部最近公布的高中O水準（O Level，全國公開試）成績榜，來自馬國雪蘭莪州的賴凱柔以十一科A1的優異成績被評為「二零零九年O水準狀元」。在零八年O水準考試中，狀元也是來自馬國的侯舒恒，以致新加坡報章標題也要特別強調「O水準狀元又是馬國女生」。賴凱柔與侯舒恒同樣來自雪蘭莪州力行華文小學，她們皆是獲得新加坡獎學金而到該國接受中學教育。從零零年至零九年，該校共有七十一名優異學生獲得新加坡獎學金而到該國求學。力行華小副董事長邱有年表示，多所新加坡中學每年都到該校挑選人才，成功通過考試及面試的學生就可獲得獎學金，到該國著名中學就讀。

新加坡不僅到馬國獵取人才，他們也到世界各地獵取人才，而在世界各地求學的馬國學生是他們的最愛。一名媽媽日前投函英文電子新聞網站《馬來西亞局內人》，指她的女兒在新西蘭就讀醫學系最後一年時，一批來自新加坡的獵頭族會見當地馬國學生，把聘請書交給這些學生，讓她們在畢業後可以即刻到新加坡工作。這名醫學系的學生在新西蘭求學的馬國學姐在畢業後也到新加坡當實習醫生，最終落腳在新加坡。

無論新加坡或馬國都沒有公布在新加坡工作的馬國人才真正數目，馬國僱主公會估計，約有七十八萬五千名馬國人才在海外工作，其中三分之二是專業人士，而四成四海外馬國專才是在新加坡工作，另有兩成八的專才在亞洲其他地區工作，餘者遍布世界各地。

獅城完整配套留才

新加坡成為馬國人才的流落重鎮一方面是該國的高素質教育讓馬國人羡慕，而高薪酬及高匯率也成為很強的吸引力把馬國人才吸走。新加坡吸引人才之所以能成功在於它提供一個完整的配套留才。馬國一名華裔企業家透露，他的女兒在中學獲得亞細安獎學金到新加坡就讀大學預科班，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後即刻獲得新加坡政府的獻議，願意繼續給她獎學金直到念完博士學位，不過條件是她在完成博士學位後必須成為新加坡永久居民及在新加坡工作五年。（林友順）■

台灣民歌熱潮開啟戴佩妮創作歌曲之路，十年前赴台發展，以傻勁和熱誠發展音樂事業，作品融入不同文化風格，曾奪台灣金曲獎。

創作歌手戴佩妮曾就讀馬來西亞寬柔中學和南方學院，於九九年從馬國到台灣發展，出道十年來的所有專輯，幾乎都一手包辦詞曲，曾奪台灣金曲獎最佳作曲獎，而且近年還跨足MV導演，本身也有舞蹈底子，堪稱「才女」。人在菲律賓長灘島當「同鄉」好友梁靜茹婚禮伴娘的戴佩妮，二月二日晚間在Discovery Shores Hotel接受亞洲週刊的越洋電話訪問，以下是內容摘要：

參加梁靜茹的婚禮後有何感想？
這是我看過最浪漫的婚禮，像電影般，這樣的婚禮在國外比較多，我這輩子第一次有機會參加這樣的婚禮，很浪漫，覺得她很幸福。

什麼樣的因緣際會讓妳選擇台灣做為發展基地？
當初我並沒有選擇，念完中文系後我有兩條路可以選擇，念舞蹈系或做音樂的部分，剛好有馬來西亞跟台灣的合約，台灣的合約談得比較融洽，可以創作音樂的空間比較多，主要就是唱我自己的歌嘛，那時候並沒有特定要到台灣發展，如果香港也有類似的條件，說不定我會有不同的選擇，所以我認為這是緣份。

馬來西亞和台灣對於妳的音樂事業分別有哪些影響？
我認識所謂的創作是在馬來西亞沒有錯，大馬整個音樂創作的風氣是因為很多留台學生把一些民歌創作帶回馬來西亞，開了很多民歌餐廳，又舉辦了很多創作的活動，所以就讓馬來西亞整個創作氛圍變得非常濃烈，開始讓我對創作歌曲很好奇，雖然我身在馬來西亞，但當時所接觸的創作歌曲以台灣的居多，要不就是香港的許冠傑、羅文、梅艷芳那個時期的東西，所以可以說台灣教我知道什麼是創作音樂，音樂是可以依著自己的生命、依著自己想要的步調去創作出來的，但是馬來西亞確實給我這樣的環境去感染這樣的氛圍，那時候並沒有想到創作一定非要到台灣感染，其實在馬來西亞整個創作環境的當下就非常開心快樂了。

除了創作歌曲歌詞及製作唱片外，近年妳亦跨足MV導演，也是一名舞蹈者，等於是全能創作人，……？
沒有，沒有，應該是比較多事而已。

這是在妳的生涯規劃嗎？還是受了什麼啟發？
我的生涯規劃對我過去的經歷影響很大，就覺得一個人興趣上的成就一定會比事業上的成就更大，主要原因是熱誠這件事情，我覺得自己比較幸運的是，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視為興趣，每一次在接觸的過程中，都抱持一股傻勁，我並沒有任何的基礎，像我接觸音樂時，我不懂樂譜、也不會彈吉他，什麼都不會，但到了現在，接觸了攝影等影像的工作，同樣我還是從零開始，我就是抱著一個學習的態度跟對那件事情的熱誠，我不曉得為什麼每次都會有幸運的事情發生在我身上，自己在摸索當中，就會有其他人邀約，做一些新的嘗試。

在不同的文化和環境中成長和生活，對妳的作品有哪些影響？

有很大的影響，因為畢竟我生長的環境是多元種族的國家，我在大專時候寫過一篇論文，就是「多元文化是不是一種特色？」因為我們有太多的文化，不像某些地方只有一種特色，在那麼多不同文化薰陶之下，我們怎麼去拿捏所謂的文化，後來我慢慢了解多元文化其實可以是一種特色的，就慢慢嘗試各種東西，我文字的部分比較傳統，我看起來好像是滿開放的女生，其實我是非常傳統的女生，在編曲部分，我受西洋音樂影響很大，我把中西合併，視為自己特色的出發點，一直在做這樣的事情，甚至希望把更多印度音樂或者印尼、菲律賓、東南亞的東西融入在自己的編曲當中，我一直保有自己是一個永遠長不大女生的心態，在房間裏去寫一些我對小市民的心聲。

對於將來，有何規劃？會繼續留在台灣或會回馬發展？

我在這三年有很大改變，我不太想談未來，我覺得活在當下是很重要的，三年前的我，一直都是開著車往回望的人，路是在前面，我必須回想過去很多情景跟心境去創作，但往往會把自己處在解不開的狀態，一直活在不開心的日子裏，這幾年我接觸了一些新朋友，就是心靈輔導的老師，我發現自己浪費太多時間在眷戀過去，我希望自己可以活在當下，我也發現好多人浪費時間在規劃未來，並沒有珍惜當下，如果真要我想，我只能想到這五個月或這一年我能做什麼，世事難料，活在當下專心是非常重要的，只要你專心，不要一直期待太多東西，就可以把握現在所擁有的東西，這是最珍貴的。

專訪：Plurk（噗浪）創辦人雲惟彬
實現夢想甚於追求利潤　．張殿文

二十五歲的馬來西亞華人雲惟彬，與兩名伙伴在加拿大創辦微博客Plurk（噗浪），目前全球有四百萬會員，在台灣大受歡迎。

二零零九年二月，總部位在加拿大渥太華的Plurk(台灣稱為「噗浪」)創辦人暨介面總設計師雲惟彬(Alvin Woon)，發現位於太平洋西岸的台灣使用噗浪的用戶成長快速，比其他國家地區快上幾倍。雲惟彬是馬來西亞人，一九八五年生於砂勞越州，從來沒有到過台灣，於是他決定到這個素未謀面的市場考察，沒想到卻「愛上」了台灣！

「我覺得台灣科技發展很不錯，更重要是台灣很有人情味」，今年才二十五歲的雲惟彬，卻和加拿大籍的Kan與丹麥籍的Amir Salihefendic共同創立「微博客」(台灣稱微網誌)，目前全球擁有四百萬名會員，雖然和目前最大的微博客「推特」(Twitter)還有一大段差距，卻已是華文世界最大的微博客。

隨著手機上網的環境越來越成熟，噗浪也被視為重要的「殺手級應用」之一，主要是因為噗浪有一百四十字的限制，非常適合手機介面的閱讀，另一方面，噗浪也已經引起許多創投者的興趣，對這家上線不到兩年的公司提出了併購計劃，噗浪從來沒有證實過實際收購金額，但據了解至少兩千萬美元以上，只不過這群才二十幾歲的創辦人目前仍不為所動，主要理由是「還有太多的事還沒有做」。以下是專訪內容：

全公司只有九位正式員工，而且分布在不同的國家，你們甚至沒有CEO，要如何管理這個跨國界的生意？

全世界有許多國家和地區，但是面對的是同一個網路，只要連上網路，我們就可以快速交換訊息，現在噗浪有三十四個國家版本，但是我們不需要在每一個國家都有服務人員，甚至連不同國家版本上的噗浪語言，都是當地噗友義務幫我們翻譯的，這也是我們這個網際網路世代，和比爾蓋茲等個人電腦世代最大的不同，過去用電腦軟體主要是靠光碟片來驅動、儲存程式，一個想法還要靠光碟來完成，但現在我們利用雲端運算，所有的想法都直接丟在網路上去實驗，馬上也有不同的人回應，所有人都同時可以參與，這樣一來，九個人其實可以做很多的事，而且一開始創業時我們三人就已講好，每個人負責不同領域，只要其中有人有不同意見，都要充份討論和同意才能執行，所以不需要設CEO。

你才二十五歲，為什麼會這麼快走上創業之路？

我在馬來西亞念完中學，前來內布斯加大學念電腦，當時對人性介面就很有興趣，念書時就有接一些公司外包的顧問案，包括另一位創辦人Kan所投資的公司顧問案，我就是在那個時候認識Kan，二十一歲畢業之後，我也是先到一般公司上班、做了兩個工作，有一天Kan找我，透露他有一個微博客的想法，希望能一起來試一試，我聽了他的構想之後覺得兩個人還不夠，Kan就找了負責程式工程的Amir，我當時的想法是，我在結婚之前應該要趕快尋求創業的挑戰，否則未來風險更大。

從零八年六月上線以來，不到兩年時間你們就有四百萬以上用戶，據了解也不乏風險投資者前來洽談收購，這算是出售的最佳時機，你們為什麼遲遲不願被收購？

儘管外傳有各種不同的收購金額，但我們不能透露這些數字，事實上我們三個人都共同決定，回絕了之前的收購要求，主要是因為噗浪還有很多的事情還沒有做，我們如果被別人收購了，當初很多想法都沒有辦法完成，對我們來說這才是無法估算的價值，只要是三十五歲之前我都會想辦法實現自己的夢想，就我個人而言，從小父母就教我金錢買不到全部，這件事情我體會很深，我剛畢業時就因為寫幫別人程式、做顧問賺了很多錢，我馬上去買了當時最流行的車子、手機等等，但是當我擁有那些東西時，卻是最孤獨的時候，比不上和同事朋友一起研究發展程式的成就感和充實感，所以在我們沒有充份實現自己的夢想之前，噗浪是不會輕易被併購的，至於有人認為我們才創業一年多就可以賣掉，應該理性的獲利了結，但是從另一方面來想，我們拒絕了別人提出的收購，代表我們的責任更重了，未來的結果必需自己負責。

噗浪未來最大挑戰為何？

從Google開始，科技界重視使用者的介面，如何提供更人性化的使用方式，這也是我每天花最多時間研究的議題，如何設計比較方便的頁面，更利於傳播和互動，從頁面上Link的顏色到位置，從功能到搜尋，我可以每天觀察到使用者的變化，一旦放錯地方，效果就大打折扣。我認為一項服務未來要有價值，最重要的是幫使用者解決問題。

新加坡
衛生部長許文遠、凱發集團總裁林愛蓮、捷星航空總裁莊碧蓮、國會議員李美花、國會議員伍碧虹、演員李銘順
香港
企業家郭鶴年、企業家莊寶、大律師清洪、政治學者鄭赤琰、政治學者黃枝連、惠理基金創辦人謝清海、前衛生福利局長楊永強、作家溫瑞安、作家方娥真、影星楊紫瓊、演藝經紀人陳自強、藝人朱咪咪、演員李心潔、舞蹈家王榮祿、聲樂家柯大衛、香港中樂團助理指揮周熙杰、浸會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林幸謙、科技大學助理教授陳允中、生物科技（美學）專家林日陞、金融界賴安洲、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法光法師、香港羅漢寺住持演慈法師、前足球員仇志強
台灣
南山人壽前董事長郭文德、群聯電子董事長潘健成、導演蔡明亮、優人神鼓音樂總監黃誌群、學者、作家陳慧樺、宗教學者曾慶豹、歷史學者賴瑞和、作家李永平、作家張貴興、作家黃錦樹、作家陳大為、作家鍾怡雯、早安財經發行人沈雲驄、歌手光良、歌手品冠、歌手梁靜茹、音樂人戴佩妮、歌手曹格、藝人張棟樑、歌手符瓊音
英國
鞋子設計師周仰傑（Jimmy Choo）、作家歐大旭（Tash Aw）
加拿大
生化信息學專家林華安、Plurk（噗浪）創辦人雲惟彬（Alvin Woon）
澳洲
歷史學者楊進發、插畫家陳勇志（Shuan Tan）
中國大陸
摩托羅拉中國前董事長賴炳榮、中國銀監會首席顧問、香港證監會前主席沈聯濤、企業家古潤金、企業家蕭友、音樂人巫啟賢、音樂人柯以敏、媒體學者胡祿豐

（此為部分名單，排名不分先後）

擁有「馬來西亞糖王」美稱多年後，郭鶴年所控制的馬國上市公司PPB集團月前悉數脫售旗下製糖臂膀和從事稻米銷售的貿易風兩成股權，套現十五億馬元（約四點五億美元），全面退出馬國米糖業，讓人們對華裔企業在馬國的動向感到關注。

郭鶴年的經濟王國雖然在馬國起家，不過在過去一段時間裏，他的商業重心已經轉移至海外，尤其是香港與中國大陸。儘管如此，他在馬國的企業仍然穩健發展，這包括棕油提煉業的PPB集團、海運公司大馬散裝貨運、空運業務金鵬集團、酒店業香格里拉及澄心亞洲等，此次他脫售企業王國的核心業務米糖業，引起市場的諸多猜測與議論。

經濟學家擔心，郭鶴年的撤退可能對馬國招引外資產生負面影響。馬國從零一年至零七年之間的外國直接投資（FDI）年複合成長率只有百分之一，反觀印度、越南以及中國在這段時期的外資直接投資年複合成長率，則分別高達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十二及百分之十。令情況雪上加霜的是，根據聯昌國際銀行最近一份分析報告，從零零年至零九年九月之間，馬國公司投資外流狀況以每年百分之二十八的速度增長；投資外流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從九九年的百分之一點七上揚至零八年的百分之六點八。該報告顯示，本地公司在零零年至零九年間，在國外投資的總額高達一千一百零二億馬元，比流入馬來西亞的外國直接投資還高出一點七倍，顯示投資流出狀況已超越投資流入。

在外資減少及本土企業往外跑的同時，馬國也面對另一股隱形資金外流的衝擊—人民在國外購買房地產。根據一家英國倫敦房地產代理機構在吉隆坡辦事處透露，去年英國房地產吸引馬國人投資高達七千萬英鎊（約一億一千萬美元），英國房地產業也預測，馬國人今年在英國投資房地產數額可達到一億四千萬英鎊。此外，澳洲貿易委員會的資料也顯示，馬來西亞人在澳洲的房地產投資額，在零八年寫下四十九億澳元（約四十三億美元）的紀錄。（林友順）

隨著中國經濟崛起，不少馬國華人也憧憬中國的市場而前往打拚。一些馬國籍專業人士也被跨國企業甚至中國政府聘請，在神州大地貢獻所長。有留台和留美背景的馬國華人賴炳榮，曾在英特爾任高職，以及出任摩托羅拉中國董事長。賴炳榮幾年前退休後，仍以中國為基地，發展教育事業。曾任香港證監會主席的沈聯濤，目前是中國銀監會首席顧問。

除了專業人士，中國的龐大商機也吸引不少馬國華商。馬來西亞第三代華裔古潤金九四年在祖籍地廣東中山創業，所開辦的完美企業目前已經是中國最大的直銷企業之一。

馬國商人蕭友於二零零零年到中國發展，曾經營過幾種行業，都不成功，汲取經驗後，零六年在成都開設樂啪啪快餐外賣連鎖店，目前已有二十幾家分店，並計劃以特許加盟方式，擴展至中國其他省份及馬來西亞。他之所以會選擇成都，是因為相較於上海等一級大都會，成都經營成本較低。而在中國做生意，「一定要融入當地」，每一個細節都要深思熟慮。

來自沙巴的洪秉耀，九十年代中在台灣淡江大學畢業後，就留台工作，九六年到華南的台商企業服務，目前從事商品零售行業，產品在自己的生產線上生產，經物流系統供應到全國各省市門店。他說，當時主要想將大學中養成的技能和學術應用在市場化程度更高和國內生產總值更快速成長的地區。

至於在中國和馬國發展的差別，洪秉耀說：「在馬來西亞打拼事業的優點是環境和資源較熟悉和容易掌握，但在國際化程度、市場規模、交通便利乃至於事業發展的深度和廣度均不佔優勢。中國匯集全世界的資金流、資訊流、技術和人力資源，在這裏發展事業能實現個人價值和不斷成長。」（蕭偉基

如果地球末日沒有應驗，100年後的紐西蘭，依然風景如畫，遍佈牛羊，人口稀疏。

100年後的新加坡，依然根基穩固，它不斷引進新移民，所以不少新生代是移民的後代。

他描述：“再過20年，馬來西亞的每個選區都會是以馬來人為主，當地領導人對華人越來越不重視。

“這麼一來華人人口將逐漸減少，這不只是因為華人的生育率降低，也因為許多能負擔得起的華人，都把孩子送到國外深造，並決定不再回馬來西亞。”

“而移民到馬來西亞的人都來自回教國家，它也就越來越傾向回教化。”

李資政的預言，不算新奇，只是他老人家語重心長，令大家感覺更為沉重。

20年後的景象已是如此，100年後的馬來西亞華人，或許就像石必落人猿保育森林裡的人猿，在一片叢林之中，要集中眼力，仔細掃描，偶爾才能夠找到一兩隻。

比喻有點誇大，只希望華人到時不至於成為大馬的奇珍異獸。

華人人口比率不斷下降，政治地位也江河日下；在一波又一波的回教化浪潮之中，飄零流落。

只有主動進取，強化族群的優勢，掌握本身的命運，才能改變宿命。

在這10年之內，將是華人未來命運的關鍵。大馬的政治走向，如果繼續走向種族化和回教化，那麼，華人的未來可想而知，華人也將會大量出走。

然而，若是族群意識淡化，主流民族和少數民族的矛盾減少，馬來西亞共同身份能夠凝聚，世俗化精神依然穩固，那麼，大馬的華人仍有可為，大馬也更有前

不管國家和社會如何變遷，華人新生代要有一席之地，最重要還是本身的競爭力。

全球化的時代，國家的疆界已經模糊；大馬內部條件再惡劣，外頭依然還有一片天空。

今天，已經不能再談百年以後的事，必須打緊精神，爭取朝夕機運。

類似馬華這種無謂，沒有意義的爭吵，只是拖累華人社會的步伐，忽略了眼前的危機。

華人社會如今迫切需要素質、前瞻和引導，而不是沉溺於內鬥，終至坐以待斃。星洲日報／馬荷加尼‧作者：鄭丁賢‧2009.10.20

開齋節假期，我沒有參加首相和部長的開放門戶，對不起，人太多的地方，會讓我有點無所適從，況且，也不想自己成為5萬加1的數字。

不管怎樣，納吉把開放門戶的地點，從過去的吉隆坡世界貿易中心，搬回到布特拉再也的首相官邸，倒是有些象徵意義。

首相官邸是公共資產，算是人民借給首相，為期5年，免收租金；是否續約，到期檢討。

作為房東的人民，每年去檢查一次房子，順便看看租戶，也是理所當然。

首相賢伉儷和部長們在門口列隊，接待人民老闆，逐一握手，招待飲食（費用還是來自阿公），也是表達對房東們借住豪宅的謝意。

大家要感謝那5萬名同胞，不辭勞苦，驅車前往布宮，日曬雨淋之下，為全體房東巡視房子。

說回自己，沒有去布宮參與開放門戶，內心有點慚愧；好歹是馬來西亞人，開齋節是友族的大日子，怎能自我隔離，還像話嗎！

星巴克咖啡那群可愛的馬來員工，平時和他們混熟，佳節前就叮嚀我，務必到他們家去。

本著年齡不是距離，膚色不是問題的信念，我也敢敢的上門去。

那天，我品嘗了道地的吉蘭丹風味美食，以及馬來人的好客之道。

納茲魯剛從美國大學畢業，在明尼蘇達州這個寒冷而很少亞裔的地區生活4年，眼界有所不同。

他一邊求學，一邊打工，相當融入美國社會。他對於美國社會的開放和多元化，以及美國人的成熟度，有很高的評價。

艾比是個性活潑的女生，她畢業於國內大學的電影系，之後到英國遊學，尤其喜愛英國的劇場。

納茲魯要到美國繼續碩士課程，他說，可以的話，他會留在美國，因為他更喜歡那兒的環境，也為了日後要孩子接受高品質的教育。

艾比在英國認識了老外男朋友，她喜歡英國，更愛老外，所以未來的落腳處，會是英國。

一般人以為只有非馬來人會想移民，而馬來人鄉土觀念很重，而且基於政策便利，高學歷的馬來人就是天生驕子，怎麼可能要做外國子民。

這個國家如果原地踏步，繼續陷在種族宗教困局，停留在保守封閉的格局，那麼，連馬來人精英也不想留下了。

星洲日報／馬荷加尼‧作者：鄭丁賢‧2009.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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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接到一位老朋友來電，她焦慮不安，因為她的女兒決定申請國外的永久居留權。

一接起電話，她就說：“凱林，這次我阻止不了她。她已經到了可以簽署所有表格的年齡了。我很難過，但無能為力。她很堅定，說情況變得越來越糟，這裡對她來說毫無前途可言。”

雖然沒說出口，但我可以從她語調感覺到，她已經沒有信心或勇氣去說服女兒了。事實上，她已接受了女兒的選擇。但過去幾個月的經歷，我們怪得了她們嗎？

不像90年代後期我曾接過無數個非巫裔朋友撥來談論移民的那些電話，這是第一通馬來朋友撥來的電話。她來自中產階級，過去幾十年來從政府的慷慨贈予中大量獲益。還有一點，現在看似最擔心的是那些有女兒的父母們。

幾宗具代表性的案件使馬來中產階級感到恐懼。清單很長：兼職模特兒卡迪卡因喝啤酒而被施予鞭刑，禁止回教徒出席即將來臨的黑眼豆豆演唱會這荒誕決定（後來又撤銷了），還有在沙亞南的牛頭示威事件。

每次事件，讓個人與公眾道德、宗教與種族界限逐漸模糊，引起諸多爭議。

當我們安心地參與開齋節慶典活動，與家人朋友度過美好時光，明顯的，很多人開始察覺到馬來社群極度不安及逐漸上升的緊張氣氛。

依我來看，這其中最大的輸家是馬來人，或更確切地說是我們自己。政治人物為了爭取馬來選票而將馬來社群界定為更狹隘、更專制；然後，你就會發現馬來人的身份讓你無法做很多事，或與眾不同。

此外，馬來身份的政治化——大馬政治力量的基礎，意味所有的馬來人，無論他們直接參政與否，都感受到“高溫”。同時，巫統堅決在這個領域上攻擊民聯（以打擊民聯的多元種族政策），讓很多中產階級和馬來專業人士感到日益不安，缺乏安全感。

對他們來說（包括我在內），更寬廣、無狹隘偏見的多元種族政策，譬如首相納吉的“一個馬來西亞”，讓他們在生活方式和個人選擇上，擁有更大的彈性。

坦白說，眼下的局勢，中產馬來人也須負責。過去幾十年來，我們不再活躍於政治活動，總是認為政治太骯臟、太腐敗，公共服務是那些無法覓得好工作的人才會從事的。相反的，我們的生活脫離政黨政治，很少接觸巫統、回教黨和公正黨的活躍份子，把精力集中在家庭和事業上，讓他人操縱政治議程。

儘管如此，我們開始小心翼翼的關注巫統，還有它粗暴、貪腐、沒有紀律、貪婪的黨員。我們擔憂他們死不悔改，不惜一切的態度會取代更崇高的理念。同時，回教黨在雪州嘩眾取寵的行為，提醒我們一個回教長老領導的政黨在適當時機下可能採取的行動。不斷強調更高的道德價值觀，而忽略更重要的管理和社會課題，揭露了回教黨保守派的狹隘。

所以，馬來中產階級何去何從？我們無處可去。我們迷失了方向，失去了代表我們的民意。

無可置疑，我們需要回教黨不妥協的精神去對抗貪污。有時，我們禁不住這樣的念頭——或許，回教法能夠有效遏制高階白領犯罪？

此外，我們欣賞回教黨的公開和透明，而且回教黨似乎由多位出色和受過良好教育的專業人士領導。

然而，一旦論及社會和道德議題（就如雪州），該黨的立場是極端得令人害怕。

馬來中產階級陷入了無望取勝的局面。我們渴望巫統改過自新，但這似乎越來越不太可能。安華早就銷聲匿跡，留下回教黨正力圖支配民聯的政策。

所以一些馬來人，尤其那些最優秀的，選擇以逃避來面對問題，這並不是一件太難理解的事。

星洲日報／言路‧作者：凱林拉斯蘭‧著名專欄作者‧2009.09.24

(马来西亚)馬哈迪又來了。這一次，他選了一個糟糕的時間，也選了一個惡劣的主題。

人們的胸口，還在為趙明福隱隱作痛；社會的震盪，還有待撫平彌補。這個點上，馬哈迪並沒有站出來，講一些倫常之言。無所謂，大家認識他，對他也沒有這種期望。

即使如此，身為一個長者，也不應該在這節骨眼上，挑起另一個爭議，製造群眾的猜忌，擴大社會的裂縫。

馬哈迪在他的部落客寫道，馬來人已經不是這個國家的主人，因為馬來人的種種讓步，使到非馬來人，尤其是那些已經擁有4000年文化的族群，拿走馬來人的所有；這些

這種論調，經不起事實、知識和智慧的考驗，極度無品味，也已經老套落伍；但是，對於思想保守和落伍者，卻還是很煽情，可以挑起他們的敏感和脆弱的神經。

這部份人，在馬來西亞並不是少數；馬哈迪的就是以他們為對象，注入這種神經激素。

惟恐藥效不足似的，馬哈迪還強調，非馬來人已經控制了所有的工商業，住進了大部份的高級住宅區。

他也認為，經濟政策放寬，設立績效評估獎學金，使馬來人淪落到更不堪的地位。

好了，我不需要繼續引述。如果讀者有興趣，心臟又能夠負荷的話，自行到馬哈迪的網站查閱。

當然，老馬沒有新把戲，而只能把過時的玩意兒，重耍一遍，不過，手法卻是更加激烈。

馬哈迪耍弄的是二元對抗邏輯，一邊是馬來人，一邊是非馬來人；馬來人是被壓迫者，非馬來人是壓迫者；馬來人一無所有，非馬來人擁有一切。

所以呢，馬來人應該鬥爭下去，國家要分裂下去，直到……。

夠了，馬哈迪，人民已經被愚弄幾十年了。老是說英國人分而治之，您老才是高手。

馬哈迪的22年，把大馬社會搞成族群對立，猜忌；而他利用這種矛盾，優遊其中，享受專政的便利。

如今，他還不罷休，又來故技重施，隱隱然，有他的政治目的。

馬哈迪，讓所有人民告訴你，馬來西亞屬於所有人民，不分種族、宗教和膚色。

最近，大馬(马来西亚)醫學界發現了一種新的病症，患者大多數是政治人物，或者是和政治人物“拗到完”人物。這種病，就叫集體政治失憶症。

國會公共賬目委員會發佈的《(马来西亚)巴生港口自由區（PKFZ）弊案報告書》，讓我們終於見證了此症狀的恐怖，其流傳之速，影響之大，一點也不亞於A流感。

原來，某些人，某些時候，會突然集體失去精明的判斷能力，也會“矇查查”就批准涉及億萬資金的

計劃；然後，又會莫名其妙地集體患上失憶症，忘了從前，忘了現在，忘了一切。

他也不知道國庫曾經勸告過他，以政府債券籌款，比分期付款須付7.5%利息來得好。至於她，不但對現金流動一無所知，也“想不起”，更“忘了當時的情況”，所以不知道KDSB是否未曾提呈涉及10億令吉的發展計劃的完整計劃書，也對3封港務局發出的支持信毫不知情。

另一個他，同樣“甚麼都不記得了”，不記得有沒有坐過人家的飛機，不記得有沒有接受過人家物品，不記得某個發展合約的詳情，不記得某個計劃是否有其他競標者，不記得某公司是否曾經企圖發展英達島的基本設施……

還有一個他，則需要查看會議記錄，因為他已不記得，到底巴生港口自由區計劃是否有提呈到港務局董事會上討論。

到底港務局與其他方面簽了多少份合約？他的答案是：當時的港務局也不知道。

這麼多的“忘記了”，這麼多的“不知道”，這麼多的匪夷所思，這麼多的荒謬決策，這中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

這個社會，愈來愈亂了，政治亂糟糟，政事亂騰騰，這裡鬧雙包，那裡也鬧雙包，政治人物不是對自己的身份感到錯亂了，就是輕易就罹患了失憶症，今天忘了這個，明天丟了那個，最後，通通都典當掉，忘了我們國家的形象，忘了我們人民的利益……這個社會，就是如此不公不義。“一個馬來西亞”的人，包括你，包括他，當然也包括我，怎不壓抑？怎不納悶？怎不好想大哭一場？或者，哀大莫過於心死，甚麼都“不記得”、“不知道”算了！

(马来西亚)國會公賬會的PKFZ報告公佈了；三兩個人被點名了；幾項建議提出了；政府高層說會考慮採取行動了。

就是如此？很遺憾，我必須說：一切都在預料之中，沒有任何驚奇，沒有特別突破，甚至沒有爆出應該出現的更多關鍵人物。

別說我撥冷水。報告中揭發的弊端，報告舉發的人物，報告所做的建議，以及政府的回應，都是熟口熟臉。

知道都是舊料，而且殘缺不全，對了，這句形容詞太貼切了。

那些涉及的交易和金額，種種五鬼運財術，是舊事重提，充其量是重新整理一次，而沒有更深入的追究。

最令人失望的是，幾十億令吉的超級大醜聞，只點出3個人物。拜託，這不是一間小公司虧空公款的事件，只有區區的幾個經手人。

以規模和複雜程度來衡量，這是一項世紀大工程，至少締造大馬紀錄；憑三幾個人就可以成事？別天真了。

沒錯，陳廣才、馮惠珠，以及前秘書長要作一個清楚的交待，不能吱吱唔唔耍太極，或患上間歇性失憶症般，一觸及關鍵問題，就甚麼都不記得了。

實際上，這是長長的一串扣環，一環扣一環，而且份量都不輕，才組得成PKFZ這超級艦隊。

――PKFZ是在2000年之前提出的計劃，土地交易在2001和2002年就已經進行，通行無阻，直到2007年才東窗事發。在這段過程，人事幾番更新。請問，每個階段的負責人和批准人，從州政府到聯邦政府，是哪一些人？他們是否涉及？

――種種的行政程序，除了港務局和交通部之外，還必須經過多個部會和機構的配合和批准；為何可以一關又一關的輕易闖過？

――從反貪污局到反貪污委員會，已經調查了5年，始終沒有結果。而此次公賬會進行的聽證會，反貪委會還向公賬會說，調查結果顯示交通部長沒有濫用權力。公賬會建議反貪委會再調查，實在多此一舉。

我不苛責國會公賬會，反之，我認為其主席阿茲米卡立和其他成員，已經盡了很大努力。然而，他們的職權有限，獲取資料的管道也有限；能夠做到這個地步，已經不易。

重點是，PKFZ這麼深的黑洞，不是公賬會的職權和能力所能處理，而必須由政府高層貫徹更堅強的政治意志，才能水落石出。政府是否會這麼做？我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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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已经说要检讨《1960年内安法令》了，为什么还要示威？有意见不能好好说吗，为什么要示威？
　

东姑阿都拉曼也曾示威

也因为，甘地曾示威，曼德拉曾示威，马丁路德金曾经示威，东姑阿都拉曼也曾示威。

因为越来越多人们了解，和平示威根本没有威胁国家的安全，而只是会威胁当权者的那把交椅罢了。

又因为，当劣政客微笑地告诉我们，人民是主他是仆时，那全是假话！试问：天下哪里有仆以催泪弹，棍子和手铐来伺候主人的笑话？

因为，如果历史上先人的示威都夭折的话，那么今天的印度，马来西亚和许多地方都还会是殖民地；南非仍然会还在执行种族隔离，曼德拉此刻会还在牢里，

而欧巴马很可能是个身于密西西比的黑奴，正在计划他下一次的逃亡！

更因为，自由和尊严不会是守株待兔的奖品，它们是需要大家的努力去争取的，它们是有代价的。如果不想苟且偷生，如果要活得像人，我们就不能一辈子做

缩头乌龟啊！

问为什么要示威，犹如问为什么要自由，或为什么要平等？该问的是，为什么不可以自由，为什么不能平等？

所以，不是为什么要示威，而是为什么不能和平示威？杨映波是资深律师，曾任马来西亚律师公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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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門7件事

生活在目前的馬來西亞，開門就有6件事；啊，不是柴、米、油、鹽、醬、醋、茶；這些口腹之事，已經不是問題。

現代開門6件事，1.犯罪，2.貪污，3.公共交通，4.教育，5.貧窮，6.基建；幾乎是每一個人民的切身之痛。

譬如，早上出門，要提防攫奪匪從後頭飆來，搶去錢財或汽車，已經夠倒霉，若是把人再砍幾刀，或在馬路人拖幾公尺，皮破肉碇，那才可怕。

避得了攫奪匪，逃不過交通阻塞，還得付大道收費；生活開支愈來愈重，貪污成本愈來愈高；教育素質卻未見提昇，整體競爭力被他國拋在後頭。

晚上回到家，還得把自己和家人層層鎖起來，只求一個安全安心。

這6大領域──犯罪、貪污、公共交通、教育、貧窮和基建，沒有膚色和宗教之分，落在每一個人民身上，這倒是公平，痛苦得很公平。

這些問題，有100種原因，但是，怎麼研究探討，都要去到一個方向，即是政府的管理效能。

如果問說，人民對政府最大的不滿是甚麼？肯定離不開這6件事。

首相納吉鑑定了這6大領域，列為國家關鍵績效領域（NKRA），擬出各個領域的指標，並交由6位部長負責監督。

人民或許會驚喜的說，政府總算瞭解我們的問題。但大家也會在心裡暗咐：“就看你怎麼做。”

從防範犯罪、打擊貪污，改善公共交通、提昇教育素質、消滅貧窮、擴大基建，說多做少。

要交出成績，必須把負責執行政策的國家機構整頓好。譬如打擊貪污，如果不重整反貪污委員會，怎麼做得到？要防範犯罪，皇家警察部隊做好準備了嗎？沒有IPCMC，

當然，人民還是有期待的。6大領域的國家關鍵績效，不但要時時評估檢討，也要把成績亮給人民看。

喔，還差一個；為何不把反種族也列進去，就湊足開門7件事吧！

打橫來講

一天，富翁心血來潮，想看看孩子的學習進度，於是到塾裡來，當場考對子，出題：“傘”，要孩子回對。

孩子前思後想，不知該怎麼對，突然瞄到牆角的螃蟹。於是胡亂答說：“蟹”。

秀才解釋說：“傘是直立起來的，蟹是橫著走的，直的對橫的，不正是巧對嗎！”

秀才學問不怎麼樣，吹棒工夫卻是一流；最精采的，則是“亂掰”的本事，直的可以變橫的，簡直是“打橫來講”。

新海峽時報集團總編輯再諾阿里芬，在屬下的《每日新聞》反擊外界對反貪委員會的批評。

他說道：“非馬來人對反貪污委員會的指責，是在挑戰馬來人的機構。”

對於雪州大臣卡立批評反貪會，他問說：“為甚麼卡立作為一個馬來人，要置疑同一個族群的能力。”

老天！一個年輕人的犧牲，可以如此被扭曲為種族事件；而國家機構，可以被挾持為單一種族機構。

我真的不瞭解，這樣的腦袋和良知，可以出任如此重要的職位。老天保佑！

《馬來西亞前鋒報》當然不會遜色；它反對成立皇家調查委員會，認為沒有必要。

它舉例說，之前有馬來人大學生從宿舍高樓墜下，並未見人們抗議；而趙明福事件反對聲起，只因為趙明福不是馬來人。

媽媽迷呀！學生從宿舍墜下，可以和受召調查而從反貪會高樓陛下相提並論。

《馬來西亞前鋒報》的高級編輯再尼（曾經指控郭素沁禁止回教堂使用擴音器，導致郭素沁被內安法扣留之同一人）則繪聲繪影，指趙明福被調查時，當他的手提電腦被

這麼細微的觀察，都被再尼發現；當時他是否就在旁邊？這麼重要的線索和線人，警方應該傳他協助調查才是。

如果不是，那就正如總警長慕沙所說的“胡亂猜測案情者，警方將援引適當法律行動對付”的人士。

為甚麼對一個死者，無法開口辯駁的死者，作如此惡毒的指控？

也許，這是故事中的秀才心理，但更惡劣百倍，破壞力更甚於千倍。星洲日報／馬荷加尼‧作者：鄭丁賢‧2009.07.22

每年的8月，扭開電視機收看新加坡總理在該國國慶群眾大會演講的現場轉播，已成了很多關注政治和時局發展的新山人的習慣。

李顯龍今年的演講長達3個多小時，我比較感興趣的，是兩個和我們還沾得上“一點點關係”的部份，一是他讚揚新加坡廠商如何把已是夕陽工業的家具業變成朝陽行業；二是一家由一位大馬出生的女子創辦的公司──凱發（Hyflus），也被他點名稱讚。

其實，李顯龍說，新加坡的家具商都把工廠設在鄰近國家，因為當地的生產成本較低。不過，卻以新加坡品牌為號召。因為在國際市場上，新加坡不僅是個國家的名稱，也是優良品質的象徵，是該國商人打天下的“獨門武器”。

李顯龍口中的“鄰近國家”，肯定包括馬來西亞在內。事實上，“馬來西亞生產”、“新加坡品牌”的故事還有很多，信手拈來，便有花卉、觀賞魚、水果等。

至於凱發，其創辦人林愛蓮從一個棄嬰變成女富豪的神奇故事，也值得我們深思。

這位被美國權威財經雜志《福布斯》評選為“東南亞第一女富豪”的“水之女皇”，本是馬來西亞人。1961年，她在霹靂的一個小鎮出世後，就被父母拋棄，由一位63歲的老婆婆領養。小時候，一家六口（婆婆還收養了另外4個孩子）棲身於一間破舊的小木屋，日常用水全靠儲藏雨水。

但坎坷的童年並無法打擊她學習的慾望。16歲那年，她以全優成績考入新加坡初級學院。後來又考入新加坡國立大學。畢業後，進入一家荷蘭公司當藥劑師。

也許是幼年缺水的困境讓林愛蓮深知水的重要，激勵了她後來致力於水資源的研發和利用。1989年，她毅然辭職，賣掉房子和汽車，以2萬新元（約合4萬8000令吉）創立了以提供淨化廢水系統為主要業務的凱發集團。

馬新關係曾因水供問題而出現危機，誰會想到，一個馬來西亞女生在新加坡創立的水務集團，今天不只成為新加坡最大的水供系統供應商，供水量覆蓋新加坡35%的水需求，還把業務延伸至全球，讓新加坡享譽全球。

林愛蓮現在已是新加坡公民。她是另一個“馬來西亞生產”、“新加坡品牌”的故事。

新加坡公共圖書館一直是新加坡的驕傲，許多外國訪問團到新加坡，新加坡政府很多時候會為訪問團安排參觀國家圖書館，讓世界各地人民看到新加坡培養閱讀文化、塑造優雅社會的成就。

日前在大眾書局的安排下，參觀新建成的新加坡國家圖書館，總算見識新加坡人的前瞻性思維。比照長堤的另一端，馬來西亞圖書館無論是館藏、管理及策劃，遠遠追不上新加坡，這不僅是錢的問題，更與決策者的思維有關。

若論硬體設備，馬來西亞國家圖書館的濃厚馬來風味外貌，比新加坡國家圖書館的現代化外殼更具特色。不過，由馬來西亞華裔設計師設計的新加坡國家圖書館因其注重環保、綠色無邊的特色，使它贏得多個國際獎項。

新加坡圖書館在脫胎換骨前也與馬來西亞沒有兩樣，停留在一個讓學者、研究人員或公眾尋找資料的場所。新加坡圖書館在2000年成功轉型，顛覆傳統的圖書館管理思維，深入社區、走向民間，積極吸引民眾踏進圖書館。新加坡圖書館非常清楚，要打造一個先進及優雅的社會，必須首先縮小知識鴻溝，圖書館在提高人民的知識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圖書館改革大藍圖新理念、新思維指引下，新加坡圖書館管理局除了在社區建立圖書館，方便組屋居民攜老扶幼暢泳知識的海洋；新加坡政府更在購物商場設立圖書館，讓購物與閱讀融合在一起，把閱讀當作逛街休閑的一部份，以達到吸引最需要閱讀的年輕人走進書香世界。一些圖書館內也設立咖啡角落，人們可以一邊看書一邊品嘗咖啡，讓人迷醉於書香與咖啡香中。

至2005年，新加坡共建了23間圖書館，其中3間區域圖書館及20間社區圖書館；此外，小島也建有18間社區兒童圖書館，從小就培養孩子閱讀的習慣。國家圖書館也為一些大學、初級學院、學校及政府機關管理彼等的圖書館。新加坡圖書館可謂覆蓋了全島每個角落。

在除去了貴族化的外衣，遺棄知識只是貴族與知識份子所專有的產物的腐朽思維後，新加坡圖書館驕人的成績並不令人意外。至2005年，新加坡一半的人口或200萬人是圖書館會員；2005年到圖書館的人數高達3000萬人次，借閱的書多達2600萬冊。反觀馬來西亞，我們有多少人真正到過公共圖書館呢？

馬來西亞公共圖書館的失敗也導致民間圖書館的出現，華社圖書館許多是由社團或社區組織所設。很可惜的是，我們的社團寧願花錢舉辦盛大的宴會或新春聯歡會，卻不願拿出一些錢來補充圖書館藏，以致我們的社團圖書館藏書，許多已經可以變成珍藏品。

馬華在多年前曾經推動浮羅交怡計劃，意圖在資訊缺乏、最需要書本的鄉村建立圖書館，可惜這項政治運動最終似乎只成為政治口號。現在又見馬華提出“終身學習運動”，就不知知識經濟時代最需要的知識寶庫圖書館，是否會被新一波政治運動所重視？

（作者為《亞洲週刊》駐馬特派員／言論不代表本站立場）

最近，馬來西亞華人社會顯得鬧哄哄，先有校長貪污事件導致校長與家長公開衝突，校長職工會、家總、教總及董總出現矛盾，向來並肩作戰的董教總也開始出現裂痕。隨後發生豬肉漲價，禽總與屠肉商公會決意攤牌；更精彩的是，華團鬧雙胞再次上演。我們的華社一點都不寂寞，雖然這讓其他族群覺得不可思議。

我不曉得這一系列事件的發生是幸還是不幸，我也不曉得事情的發生問題根源出在哪兒，我所看到的是，馬來西亞華社似乎已進入戰國時代，群“雄”紛起，群龍無首，社會失序。華團因各種問題而自相殘殺，政黨在政治上無所作為而在華團插上一角，華社內耗太深，族群失去了方向。

大馬華社目前還能讓人記憶深刻、意義深遠的事件，也許是創辦南大、15華團宣言及訴求。這幾個重大事件的發生皆有一個共性，華社在教育、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上深受圍困，危機意識激發華社的團結。當全球化的浪潮迫使政府稍微放鬆限制，華社的危機意識也因經濟情況的改善而消失。沒有了鬥爭目標，華社亂了陣腳。南方學院講師安煥然日前在首屆海外華文書市的講話不幸言中，他指大馬華人文化的發展是建立在危機意識上，他感到憂慮的是，一旦危機意識消失後，華文文化何去何從？

從組織結構上來看，華社是有進步的。在80年代，華社有識之士提出設立華團總機構，不過在當局的反對下胎死腹中。今天，我們有了象徵華社最高領導機構的華總，華社應更具前瞻性才對。然而，更換四個領導人後，華總是否曾為華社排解糾紛，為族群打開新格局？

有時我感到困惑的是，我們的華團理應為華社做事。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華團關注台海兩岸的問題多過華社的問題，以致台灣鬧獨立、神舟上天，我們的華團可以在第一時間表態；相反的，當禽總與屠肉商差點攤牌時、校長與家長全國巡迴演出時、馬六甲養豬場被令關閉時，華團似乎沒看到。我真的是不明白，華團的服務對象是誰？是中台，還是我們的華社？

我們每年都為優秀生無法獲得政府獎學金而吵，政府的處理是有偏差，然而我們的華團是否又有集體地尋找解決方案？無魯音菜農耕地問題最後又是誰解決了問題，是華團嗎？白小學生在廟宇上課已經6年了，華團有為它找到解決方案嗎？

華團的存在有其歷史淵源，它的存在也有積極面，可惜的是，我們的華團缺乏大格局。馬來西亞華團數目眾多，組織完善，一些華團甚至資產豐厚，如果我們能夠結合華團的力量，當前華社面對的許多問題，相信都能解決。華社不乏人才，我們也有華社研究中心這類研究機構，我們是否有善用我們的人才及研究機構，為華社一蘿蘿的問題尋找出路？一點令人欣慰的是，華團青年組織對華社的呼喚比母體更敏感，華社看來還是有希望的。

（作者為《亞洲週刊》駐馬特派員）

大男孩黄以量的眼泪，不是懦弱的表现，而是对社会不公的无言抗议。13科A1是因他的天赋和努力而得，顶著这项光环，得以和首相共餐，和教育部长握手；在那个时候，你站在云端，一时之间，以为世界是美好和公平的。

但是，如今你发觉那只是假象。成绩排名全国第14，却在医学院的322份奖学金中，名落孙山。官员给予的各种解释，都是那麽滑稽，欲盖弥彰，徒增人们的反感。

13科A1的男孩，以及所有12A1、11A1、10A1的华裔男孩女孩们，你们应该长大了，你们要开始明白，这就是真实的马来西亚。

13科A1的华裔学生拿不到政府奖学金，留学梦碎，掉下男儿泪。

事件，已经让人麻木，哪一年没有发生一两回；眼泪，却是大男孩无力的控诉，让人有些心酸。

18岁，人生开始绽放艳丽色彩，世界等著你来开拓，生命还容许你的倔强；所以，18岁的男孩，不会哭泣。

然而，当一个18岁男孩痛哭流泪时，必然是他的理想世界天崩地裂；泪水，就是从悬崖峡谷迸出的激流。

在这块“能”之地，虽然美丽的口号不绝於耳，但是，最终是努力和表现永远难於和回报成正比。

你们的哭泣，因此能够被理解，因为那是刻骨铭心的挫折，它让你们的原有信念开始动摇，对世界产生怀疑。

这种感受，并不是你们所独有；30几年来，在新经济政策的名目下，在固打制的条例下，你们的父母兄姐各代，都有类似的经历。当他们在18岁时，很多都和你们同样优秀，他们也拥有远大的理想，但是，在这种社会制度下，其中很多都被遗弃，没有奖学金、甚至没有大学学额。

很多人成为社会的浮萍，随波逐流，庸庸碌碌，岁月消磨了他们18岁时的理想和才华。他们也曾和你们一样，流泪哭泣。

但是，只是流泪哭泣，不能改变命运。只有认清事实，抹乾泪水，以更坚强的意志，努力、努力、再努力，永不放弃，才能克服政策和制度的障碍。

今天没有拿到奖学金，不等於理想破灭；理想仍在，只是必须以其它方式，绕道前进。只要有实力和意志，天地之大，尤其是全球化的年代，哪会缺乏容身之地。

华人在马来西亚，就是这麽走过来的；过去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未来更是如此。

在马来文中，Tuan的意思是“主人”，Ketuanan是指作为主人的地位和权利，Ketuanan Melayu则是马来人作为主人而拥有支配权，或是马来人主宰权；如此的诠释，大概不会歪曲文字的原意。

国民中学中五历史课本，出现了2次Ketuanan Malayu字眼。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11月把事件公开在国人眼前，教育部周二（14日）回应表示，课本中提到的Ketuanan Melayu，只是反映独立前的一项概念，课程中独立后的部份，没有再提到这个概念。

任何具有公民意识和历史观的人民，都知道这是非同小可的问题。写入历史的东西，不管是对或错，都会逐渐被接受，日后即使想要改变，就难上加难；更何况是写入历史教科书内，那就代表被认可的事实，一旦进入学生的脑中，就是长久的烙印，不容易被去除或改变了。

尤其是Ketuanan Melayu的概念，它是一种意识形态，能够控制和影响人们的思维，也会塑造人们的社会观，这些都关系到族群关系、政府政策和国家前途。

马来人自小接受被强化的民族主义，主流政党也一再的灌输民族危机意识，这些需要使到“马来人支配权”若隐若现、时强时弱的浮现；此外，有时为了落实一些政策，也需要应用支配权论调来护航。

但是，支配论具有侵他性，当一方具有支配权，另一方就要被支配；在平等的基础上，没有人能够接受瓜瓜落地以后就要被支配的地位。

面对这项分歧，全体马来西亚人应该以成熟和冷静的态度，来探讨和化解歧见，以避免造成族群分化。

教育部认为课本中的Ketuanan Melayu，只是反映当时的情况；譬如，书中写道“British mengiktiraf semula ketuanan Melayu”（英国重新承认马来人支配权），是指那个时候的概念。

问题是，在这里“Ketuanan Melayu”间接的让人以为是一个存在事实，也是一种“政治正确”，课本并没有注明那只是独立前的情况，因此，学生读了之后，极可能把它视为一种被认可，而且存在至今的概念。

换句话说，尽管教育部官员表示这是一种“过去式”，但是，因为没有时间的界定，学生会以为它是一种“进行式”，也是一种“现在式”和“未来式”。

这应该不是教育部的原意，而可能只是写书者缺乏敏感度，或是他个人的一种偏见。然而，教育部官员如果拥有基本的公民平等概念，同时能够以国民团结为重，就应该纠正这种偏差，避免让写书者个人的疏忽或错误影响新生代的历史观。

Ketuanan Melayu的观念不但不符合普世的平权价值观，它也没有合理的基础。某些人士常以社会契约或宪法来将之合理化，但是，他们引用的宪法153条文指的“the special position of the Malays”（马来人的特殊地位），并不是指马来人支配权，而是反映当时马来人在经济和教育处於劣势，而必须在公共服务、教育机会和商业执照得到照顾。

153条文也说明最高元首有责任维护马来人的特别地位和其他族群合法权益；89（1）条文说明所有人在法律前都是平等，受到法律同等的保护；89（2）条文说明除了宪法注明之外，不能因为宗教、族群、血统、出生地┅┅而受到歧视。

宪法或社会契约的规定其实相当中庸且平衡，用意是要照顾弱势族群，而不是要塑造一个特权族群或支配族群。

教育部与其为课本辩护，何不修改其中字句，改为“British mengiktiraf semula hak hak orang Melayu”；这符合历史事实，又不带主观偏见，也不伤害他族感受，更不会误导新生代。

要塑造一个团结的马来西亚，必须从建立正确的历史观做起。

3月天是属於精英的月份。上个星期我们有一个考取大马教育文凭17A的精英，被喻为“大马偶像”。本星期大马高级学校文凭成绩放榜，又有9名“大马偶像”出炉了。他们在所有11至13张试卷中都考取A，刷新大马纪录。

如果以累积平均积分来看，去年STPM总共有362名考生取得4.00满分。他们都有希望成为国内大学的精英。但是，换个角度，他们也可能成为大学公布录取新生人数时，被拒於大学门外的精英。

去年我们就有一个优秀生孔令裔，考取了STPM最高分，却被拒於马大医学院门外。今年会不会再出现优秀生被考试理事会捧在手心，却被大学或高教部请吃闭门羹的局面？

STPM基本上是让有意进入国立大学的学生的一道途径，如果不想进本地大学，相信学生是不会报考的。考试理事会和媒体是没有必要去大事吹捧这些优秀生，即使他们考获佳绩却进不到本地大学，成绩还有甚麽意义可言？

我大胆预测上述问题会重演，是因为在大学还没有统一录取成绩标准，即在大学预科班和STPM之间选其一，以及增加国立大学学额，问题基本上是无法解决的。

今年受访的特优生，都有意愿到国外深造，如果情况允许的话，这到底是不是因为担心本地大学可能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政府除了奖励他们1000令吉，并没有保证他们一定可以在本地大学得到一席学额。

好了，优秀生认为本地大学真的不收他，自有国外大学要收。到国外去，只要有办法解决经济问题，去任何大学，读甚麽科系，政府这道障碍应该可以避免了吧！

可是，高教局又提一个大倒退的建议，日后所有前往外国深造的学生，必须先向该部申请“无异议证书”，才能出国。这样一来，受影响的人层面又扩大了。

国内大学学额不足，录取不了太多学生，去年，高等教育局局长就曾劝告失意热门科系的优秀生到国外去深造，今年却打算设下另一道障碍，我们的准大学生真的是好事多磨。

独中统考成绩不受本地大学承认，独中生多往国外深造，请问那些要到中国台湾学位不受大马承认的大学深造的学生，有可能取得证书吗？

那些和私立学院挂钩合作双联课程的国外大学，理应是获得政府批准的了，这些双联课程学生要转移到国外大学时，又要向高教部申请证书，不是多此一举吗？

这是高教部失策的另一实例。尽管一些外国大学及科系未被大马政府承认，未必是学术水平不高的；也并非人人大学毕业后，都非到公共领域服务，在私人界一样可以出人头地。

限制国人出国留学也有违教育自由。政府不断鼓励国人追求更高深的教育，开拓更大的视野，以便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挑战，却又处处限制人们深造的机会，眼看泰国印度等国已经崭露头角，经济和科技研究等方面都不断有佳绩出现，我们政府却在担忧学生选错科系和大学，动机令人费解。

我从一名在高等教育界服务和活跃於人权组织的前辈了解到，20世纪60年代政府也曾限制欲出国深造的学生，必须先申请一张许可证，证明学生背景清白，没有涉及反政府活动，才可以出国。后来这项限制被废除了，因为违反人权。

60年代，政府担心共产威胁，现在世界局势已变，政府却担心野鸡大学，实在是过虑的表现，我们需要何时才能让教育事业不受任何干扰，稳健成长呢？

过去几个星期，我都在写巫统大会。您有没有发现巫统大会和最近才结束的马华大会之间有什么明显之处？巫统大会被视为“全国”节目，每天都在电视上直播，就像世界杯，每晚除了直播还加上分析。

下午时分，阿都拉离开之后，大部分座位都空了，代表不是回酒店睡午觉，就是利用这个时间“瞎拼”，惟一留下来的是参与辩论的代表。

这里引述高等教育部长在巫统大会上的演词。他说，将确保在绩效制录取进入大学的马来人会比旧固打制更多，既是公开声明，应是实话，意味绩效制又会歪曲，即使华人考到“优异成绩”，但政治上已决定政府大学录取的马来人须超过65％。

我一直质疑绩效制的实质，不想让人以为收生制已改变，部长的亲口讲话，证实我的质疑是对的。
马来民族主义分子、尤其是国民大学的马来民族主义分子，一直都反对政府大学采用英语教学；不过，专为马来学生而设的玛拉工艺大学，却百分百以英语教学。我说的是实话，玛拉工艺大学所有课程都以英语教学。如果马来民族主义分子真的担心马来文化和语言会消失，为何不叫玛拉工艺大学用国语教学？

玛拉工艺大学实际上不受一般的大专法令管制。很多人都不知道，玛拉工艺大学事实上是由另一项特设的法令管制。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大学也就是“大学中心单位”所录取的学生人数没有包括玛拉工艺大学所录取的学生的原因。目前玛拉工艺大学共有3万名学生，而且没被算在土著固打内。所以说，固打制的数字并没有反映实况。

上星期，我出席了人权委员会的汇报会，听该会发表对人权定义的看法。我参加了两天会议，而对政治及社会权益发言的不只我一个人。不过，人权委员会所主张的人权原来完全是以“摆脱贫困、饥饿及文盲”为基础。换句话说，人权委员会实际上处理的是贫穷问题，而不是人权当中最重要的政治权益问题。人权委员会认为，马来西亚的人权指的是远离饥饿。实际上，一位受邀发言的高级政府官员公开指出，新经济政策对我国来说是个很好的政策。这名女主讲人不谈种族偏差，反而不断以“积极行动”来形容这项政策，好像华人和印度人在新经济政策期间没有受到影响；她还断言这个“积极的政策”会持续多年，因为政府相信，为了政治稳定，这项“积极的行动”是必要的。

我坐着听她讲话，发现自己竟然讲不出话来，我无法相信所听到的一切。这个主讲人是首相署负责第9大马计划经济策划的高级政府官员，如果跟她同等级的官员都不相信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并认为种族偏差政策是正常的，那情况就不妙了。独立调查清楚显示，从新经济政策获益最多的原来是和政客有有裙带关系的人；一般马来村民获益不大，不过，和那些与党挂钩的马来人比较，却是小事。公共上市公司30％股权必须保留给马来人，受惠的几乎全是与党有关系的人，包括高官或他们的亲属在内。

住城市地区的贫穷华人也很多，他们活在贫穷线下，由于不是“土著”，政府没有直接帮助他们。人权委员会对马来西亚人权的定义仅在于此，就算你活在贫穷线下，若要摆脱饥饿及贫穷，还得看你的肤色。

政府每年拨给人权委员会的款项超过1千万令吉。除非有一天人权委员会接受政治权利是最基本的人权，不然，我担心人权委员会的作用不会太大。

一位有名的哲学家说过，一个社会是否伟大和高尚，是看那个社会照顾边缘化社群的程度。我非常同意这种说法。除非有一天我们能把政治发言权归还给边缘化的族群，我国才可以被称为先进的社会。

我经常批评我国的政治制度，主要的申诉一直是我国政治制度是个以单一种族及单一宗教为基础的种族制度。大多数有思考能力的人都会同意我的说法，即马来西亚族或一个团结的马来西亚民族，是不容易实现的，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容易的。

那是宏观画面；微观画面是我国社会还存在一群完全被政治边缘化、毫无政治发言权的一群。在这儿，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些我认为在社会中被政治边缘化的一群。

被边缘化得最严重的无疑是原住民，他们虽是名副其实的土著或马来亚的原住民，但是，政坛没有他们一席之地；而马来人议程里，也完全遗忘了这一群。我国独立已４７年，所谓的“原住民发展”是将原住民完全马来人化。今天，很多年轻一代的原住民已不再自称为原住民，而自称为马来人了。这是不是一个蓄意的政策？当然是。我记得我在很多年前收到一份官方文件，里面说明回教化是原住民发展的关键，我还需要补充吗？

原住民的真实写照，反映在沙巴及砂拉越比较小型的土著族群中。大部分人都听过伊班族、比达尤族、卡达山族、杜顺族、姆禄族，不过，有多少人听过乌吉族、沙班族及克拉必族？在沙巴及砂拉越有六十多个土著族群完全在政治舞台上消失，即使在沙巴及砂拉越州政府阶层，这些族群也完全被边缘化。

第二组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是残障人士。这里所指的不只是身体残缺的人，也包括盲、哑、聋的人。我难以相信，我们自称来自亚洲社会，却可以完全漠视社会中最弱势的人。尽管我国所有的上议员都是受委的，可是，政府从来就没有委任过一位代表残障人士的上议员。目前我们有一位代表艺人的上议员，我敢说，他的知名度一定增添了不少；我们甚至也有一名上议员照顾泰裔马来西亚人的事务；却没有一个议员代表残障人士。

另一群被边缘化的社群是打工一族。我在这里所指的是建筑工人、小贩、计程车司机、工厂工人等。这群人通常有各自工会代表争取权益，可事实上，大多数工会却受到钳制劳工的法律所牵制。

举个例子：我国的工人照理可以成立内部职工会，事实上，这些工会的力量太小，无法有效地为工人争取权益。国内有太多有利于政府的法律，以致在我国搞示威是十分困难的事。国内最大的工会大马职工总会，已经妥协。

另一个常被认为未被政治边缘化的便是学生。很多国家，包括印尼、菲律宾及泰国的学生都扮演着很活跃的压力集团角色，要求政府开放政治制度；而我国自1974年以来，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都被大专法令禁止。尽管如此，在现实生活中，参与国阵活动的学生都不会有麻烦，而支持反对党的学生却惹上麻烦。

大专法令最明显的不平之处是，大专法令限制的对象并不包括我国留学海外的学生，所以，才会有巫统、马华、印度国大党及回教党海外学生俱乐部。这些大马学生可以公开参与政治活动，事实上，巫统在英国的海外俱乐部主席就以大会代表身分出席巫统代表大会。

政府阻止学生积极参政的基本理由是，他们应该读书，参政意味着他们将无法完成学业。从印尼、泰国及菲律宾的学生的经验，就知道事实并非如此，那里的学生并没有因为参政而需要留学多一年。

另两种完全被政治边缘化的人是爱滋病人及双性人。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和这些人相处很不自在，一些极端宗教组织甚至说，这些人咎由自取。我想问：你能怪那些因为输血而染上爱滋病的人行为不检吗？至于双性人，现在我们也从医药研究中了解到，这些人生来就有这样的性倾向。

在我国，儿童也是被政治边缘化的一群。这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不过，如果要称自己是个完全开发及文明的国家，儿童是应该享有政治权利的，而我所指的是受教育、良好的住所、在安全的环境下长大的权利。目前他们没享有这些权利，我国并没有特别的法律赋予儿童这些权利。

我国还有一些宗教少数族群是完全没有发言权的，比如说巴海大同教徒。尽管他们存在我国，不过，以政治而言，他们是完全没有发言权的。

亲爱的读者，写了这个专栏这么多年，是时候向你们说再见了。今天将是我最后一期为《南洋商报·时潮》版写专栏。是时候停笔及继续前进。当然，并不是说我将停止写作，只是说，我将停写每个星期日的专栏而已。

我写专栏讲话毫不保留，很多读者一定以为我是得罪人而在压力下停写，这似乎是合理的猜测。不过，我可以告诉大家，事实并非如此。我是学术界人士，我暂停写稿，是想更专心地在学术上做政治研究，这是我必须负起的另一个使命，我应该向大家说明这点。

我从多年来收到的信件和回馈中学到几样东西。首先，我想华人社会是有活力的，不像马来社会，我们享有更大的言论自由，而且不受宗教限制。我们栽培出许多优秀的子弟，他们在世界各地都有不凡的成就——尽管他们不受我国政府承认，不过，没关系，我们知道就好——这些人当中，很多已经永久移民到第一世界国家，不过，在他们心里，他们永远是马来西亚人。他们心里的遗憾，难以衡量。

我每次出国，都惊讶地看到，华人在海外有那么杰出的成就。他们会很大方地承认自己是马来西亚人，却认为回到国内，子女或本身前途有限。

第二，不管政府或什么人怎么限制他们，华人都会不懈努力求存。你会发现，越是限制，华裔商人反而越想出更有创意的方法来避开限制。华人的典型故事就是，一个年轻人在新村长大，因为固打制而教育受限制，却尽力谋生养家，并至少把家里一个成员送出国外求学。

这是一个长期斗争的故事——从乡村到把子女送出国外深造，为子女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活。在过去30年来，这个故事连续在国内上演。

人们经常问我，对华人的前景是否感到乐观？我经常告诉他们：是的，我很乐观，即使华人人口减少到只有总人口的仅仅10％，华人对国家经济、艺术与文化的表现，将远远超过10％。

惟一比较差的是政坛的表现，除非我们接受同化或皈依回教，否则，这个国家的政治门户不会为我们开放。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栽培出不少卓越的政治人物——不是在这个国家，而在其他国家。在澳洲有一位参议员是沙巴出生的；在新加坡，有很多内阁部长都在马来亚出生；英国和美国也有很成功及很活跃于当地政治的马来西亚华人；也有一位马来西亚华人出任香港行政议会议员。

华人南渡之前，已被欺压了数千年，在某种情况下，我们又回到原点。看宏观局面就好。在60及70年代，这个区域的华人受尽欺凌。印尼在反共行动中，杀死了数以万计的华人；70年代后期，在越南及柬埔寨，华人又受到迫害，乘船投奔怒海；在寮国和缅甸，华人受到歧视；在汶莱，华人难以取得公民权。

今天，越南及柬埔寨人公开庆祝华人农历新年，尽管多年来受尽凌辱，当地华人控制这两个国家的商业领域；在印尼，在苏哈多统治下，经过30年的欺压，以及1998年有组织地屠杀及强奸华人女子，当地华人却忍辱地熬出了头；马来西亚华商在柬埔寨及缅甸很活跃，实际上，柬埔寨的机场是由一家马来西亚公司所拥有的；而你在缅甸住的酒店，也很可能是马来西亚华人所拥有的。

事情的真相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在宏观的时空里，还是一个过客，从18世纪我们的祖先离开中国寻找更好的生活，到今天，我们还在为子女寻求更好的生活。南洋华人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我们的过客岁月，或者，我们的旅程还没结束。很多华人已落地生根生于斯而长于斯；我们在这里繁衍，养儿育女，很多人将“生于斯，死于斯”，不过，在我们体内依然流着那股出国追求更美好生活的热血。

亲爱的读者，在我向你们道别之际，我想说，在过去9年里，能够与你们分享我的见解是我的荣幸。在此也谢谢读者过去几年发电邮或写信给我，同我分享你们的见解。最重要的是，谢谢你们阅读我的专栏。再见！

新聞部長再努丁把馬來亞抗日英雄紀念碑解讀為共產黨紀念碑的言論，引起華社強烈反彈，相關對歷史認知的爭議與討論可能會持續在社會延燒，如何正確看待歷史並釐清其間的灰色地帶，值得再深入探討。

為了表揚馬來亞各民族當年捍衛國土、誓死反抗日本軍國主義的崇高愛國精神，汝來孝恩園於4年前遂有籌建和平紀念公園之議，並在該主題公園內興建馬來亞各族抗日英雄紀念碑、九一抗日烈士墓碑以及抗日歷史文物館；該主題公園的籌建宗旨清晰，除了後人緊記歷史的慘痛教訓，有助於促種大馬種族和諧與國際和平之外，更能引發國人對世局滄桑與族群命運的深刻反思。民間組織自發性的籌建紀念碑與文物館立意良善，值得各界肯定，但遺憾的是有關當局不但諸般阻撓，還引發新聞部長的異議，甚至將抗日英雄等同共產黨，這是對歷史的嚴重曲解，也是對所有抗日先輩人格的玷污。

抗日是馬來亞近代史上最莊嚴、最悲壯的生死搏鬥。為了不向日本法西斯暴力屈服，為了馬來亞各民族的救亡圖存，民眾紛紛投入抗日行列。在當時實力對比過於懸殊、物質條件極為匱乏的情勢下，民眾憑恃著前仆後繼熱愛本土的情操，以不屈不撓的奮毅意志從事焦土抗日，其英勇犧牲的精神直可驚天地、泣鬼神。當年參與抗日的確有部份是共產黨，但抗日英雄絕不等於共產黨，況且紀念墓碑也沒有所謂共產黨字樣，在東馬砂拉越各地的紀念碑也都以紀念爭取獨立而犧牲生命的鬥士為主，所以抗日英雄與共產黨劃上等號真不知從何說起。

因此，抗日的參與者是當時的各族人民，歷經3年8個月的苦難煎熬，抗日勝利是各民族以血肉拚搏所締造的壯烈史蹟，殆無疑義，這不是任何人以狹隘的錯誤歷史觀所能掩飾的。在部長的所有論述中，或許“當年共產黨不僅造成馬來人生活困苦，連華人也不認同這些人的舉動”是較貼近史實的，既然如此就更不應該刻意將抗日英雄與共產黨等同看待。

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今天即使是社會主義世界都抗拒不了求變潮流，不得不採一定開放的態度，更不說那些號稱民主進步的國家了。對那些當年曾參與共產黨武裝非法活動的人士，當局也應該以更寬容的態度來對待他們，大家攜手慢慢撫平歷史的傷口；逐步卸下歷史的包袱之後，可以澄明的心緒將歷史看得更為透徹。

在興建抗日紀念碑引發爭議之際，人們若緬懷近代史上波瀾壯闊的抗日救亡運動，並省思大馬的族群關係與社會發展可能對未來有正面啟發作用，或許會憬然有悟，原來歷史弔詭曲折之中，不但隱含了某些微妙的契機，而且分明提供了不言可喻的教訓。因此，本地雖仍有極少數人對共產黨存有深層的敵意，也有意無意將共產黨與抗日活動種族化，但法西斯主義不敵自由民主、各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的理念，卻已在戰後64年的世局推演中，又一再獲得印證。（星洲日報／社論‧2006/12/18）

抗日英雄被主流政治否定，甚至州政府警告要拆除紀念碑；對600萬華人來說，這是感情上的重大傷害。
要控制一個人，先要使他忘記過去；要弱化一個群體，先要使他們失去集體記憶。
要摧毀一個民族，先要否定和切斷它的歷史和文化。

因為沒有歷史，沒有記憶，就沒有現在，也沒有未來。

葉亞來、陳禎祿、林連玉、林謀盛、抗日志士……，都是我們民族記憶的一部份。因為有了過去的他們，才有如今的我們。他們讓我們理直氣壯的在這片土地上生活，而不是灰頭土臉的在這裏仰人鼻息。他們讓我們有理由愛這個國家，因為國家有先人的血淚和汗水。他們的貢獻，讓我們能夠坦蕩蕩的爭取合理的權益。抗日志士們，以生命換取國家的生存。在很多人膽怯、投降、做順民的時刻，他們用軀體和生命來捍衛國家。

但是，半個世紀以來，他們的貢獻沒有得到認同。主流政治一直強調國家認同，推行愛國運動；然而，對於這些因為愛國而犧牲生命的真正愛國者，卻置之不理；如今，一些當權者甚至否定他們，污蔑他們。幾十年來，他們就是一堆荒塚，沒有多少人知道他們的身份和事蹟；但是當年，他們都是熱血澎湃，活生生的年輕生命。

1941年的12月，日軍侵略馬來亞。10萬英軍，防守無力。60天內，投降敗退。這個國家，成為一片赤士。這時，這些手無寸鐵的年輕生命，不願任人魚肉，他們自己動員組織起來，拿起零星的老舊武器，奮勇投入戰火。英國人查普曼（S Chapman）撰寫的《森林是中立的》（The Jungle Is Neutral）中，以英國軍人的角度，敘述了這些本土青年的抱負和犧牲。大家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保衛國家，把侵略者趕出馬來亞。到現在，我們還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志士犧牲，他們是什麼名字，他們來自什麼家庭。這是我們對他們的虧欠。

幾年前，吉隆坡黑風洞一座“九一抗日烈士紀念碑”被發現遭到鏟除，一群熱心人士將紀念碑寄放在一名村民的家，以便日後在抗日歷史文物陳列室展示。
後來，孝恩園同意撥出地，作為墓地及建立抗日烈士紀念碑之用。紀念碑建成之後，卻遭到州政府阻攔，市議會不發出准證。現在，事件擴大至要把紀念碑拆除。

哪一個民族沒有它的歷史？哪一個民族沒有集體記憶？哪一個民族的貢獻可以被拆除否定？

偏見、自我、排他的政治運作，要扼殺一段歷史，這是馬來西亞的悲哀。 ( 鄭丁賢‧2006/12/20）

幾個星期前，我出席大馬新聞學院的晚宴。當晚的壓軸，是頒發“國家新聞獎”給新聞部長再努丁。
這是國內新聞界最高榮譽的獎項，得獎資格必須是對國內新聞事業的發展，作出卓越貢獻。再努丁在報界服務近半世紀，過去長期擔任巫統黨報《馬來前鋒報》的總編輯，之後獲得巫統徵召，棄報從政，從副部長做到正部長。

這種資歷，在巫統為主流的價值觀裡，當然是絕對正統。再努丁在專業領域和主流政壇上，享有這等地位，這和他畢生的“政治正確”，有著一定關係。

日前再努丁把馬來亞抗日軍和馬來亞共產黨劃上等號，引起華社譁然，但是這種思維，在馬來社會並不出奇。

馬來社會，包括精英階層，其實搞不清楚抗日軍和馬共的區別。二戰之前和二戰之時，馬來社會和華人社會的陌生隔閡，加上利益和情感取向的差別，以及戰時處境的不同，讓彼此對這段歷史，有不同的註釋。

“抗日軍就是馬共”，這原本是傳統馬來社會的想法，經過“政治正確化”的過程，成為馬來社會的一種歷史觀。如果受到國家機器的推動塑造，也許未來就要列入國家史觀。
一旦如此，不但歷史被曲解，國人也要愧對抗日志士先賢了。
我記得當晚再努丁領取“國家新聞獎”時的謝詞。他提到獨立時期，他如何與東姑阿都拉曼相遇，如何受到精神感召，也投入反殖和建國的浪潮。

也許，再努丁和國人可以從東姑經歷得到一些啟發。東姑曾經擔任殖民地政府的推事和縣長，這是他在當時的環境下，肩負的責任和使命。相信他不會因為這項職務而感到羞愧，而是努力的完成當推事和縣長的職責。

東姑後來領導反殖和爭取獨立，這和他曾經擔任殖民地官員，並沒有任何矛盾。

同樣的，抗日和共產黨的鬥爭，成員或許有重疊，然而卻是不同歷史環境和條件下的兩回事，應該分開評價。
厘清歷史事實，瞭解歷史環境和條件，才能走出歷史誤區。（星洲日報／夜雨晨風‧作者：鄭丁賢‧2006/12/19）

英国作家彼得·埃尔菲克（PETER ELPHICK）所著的《SINGAPORE∶THE PREGNABLE FORTRESS》，其中文译本《真相，新马二战沦陷揭秘》近日面市，书中对当时华人反日的情况有极精辟的剖析。书中还指出，当时一支称为达利部队（即星华义勇军）出来迎击来犯日军的勇态。

根据彼得的分析，当时马来亚华人的政治倾向可分为4个集团，一是蒋介石的追随者，“蒋介石的国民党当时统治著中国大部份不受日本控制的地区。这个集团的核心是洪门”；二是共产党人，“他们人数较少，政治上却更活跃，声音更响亮，长期以来，警方一直担心这个集团的活动。他们的核心组织是汉帮”；三为汪精卫的派系，人数最少，“它支持日本在南京的傀儡统治者。”；四为亲英或政治上独立的华人，人数最多，他们“主要兴趣是做生意赚钱，往往受到其他3个集团欺压。他的结语是“除汪精卫的追随者，华人普遍反日。”

日军在哥打　鲁登陆后，一路上势如破竹，55天就占领新马两地，英军只进行零星抵抗，就一直向南撤退，最后只好升白旗投降，在这过程中，有一支名为达利的部队，在新加坡的攻防战中，有突出的表现。《真相》一书，对此有所著墨。

“当局原可招募华人，成立一支力量不小的抗日战斗队，但新加坡总督不赞成这样做──赞成时已为时已晚──，主要是因为担心共产党份子战斗性最强，可能会在战斗部队中占多数。到头来组织了一支小部队，以领导人约翰·达利的名字命名，称为达利部队（DALFORCE，即星华义勇军）。这支部队虽然配备很差，在新加坡争夺战中表现不错。达利组织这支部队时，面对一个困难∶洪门和汉帮两派不愿并肩作战，不得不编成不同的连队。”

由此可见，当年的抗日英雄，除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林谋盛的136部队外，还有英国人笔下的星华义勇军等华人。（星洲日报／沟通平台·文史工作者∶舒庆祥·2007/01/02）

最近偶然拜讀台北市立中山女高校長丁亞雯為洪蘭教授的新著寫的序，文章裡提到日本明治時期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Fukuzawa Yukichi,1835-1901）。丁校長特別提到福氏於1872年發表的《勸學》，該篇文章呼吁日本全民宜乎廣泛吸收知識以富強國家，以及1884年福氏的另一篇甚具震撼力的〈必須摒斥支那風〉，指出西洋文明流入中國的是些膚淺的器用文化，多由商人攜進，對中國思想界影響有限；而流入日本的西洋文明，則經過知識分子的篩選研究，著書傳播，因此日本吸收到的是西洋文化的深層內涵。結果是中國發展緩慢，日本發展快速，成強烈對比，福澤諭吉的看法是“支那不足畏”。

丁校長要介紹的是洪蘭的新著，提到福澤不過是引起動機。我后來又在哈佛教授杜維明新近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的論著《對話與創新》，讀到這位享譽全球的當代新儒家代表對福氏的評介。

在《對話與創新》頁145、146，杜維明指出福澤諭吉對傳統儒家認識深厚，主張日本“脫亞入歐”，便是福澤率先提出的。福澤能寫中國舊體詩，書法蒼勁有力。杜維明引錄了另一位哈佛教授奧爾‧克瑞（Al Craig）的研究，提到福澤諭吉漢學根底精湛，僅《左傳》一書福氏曾讀過13遍，他和後來擔任日本首相的伊籐博文（李鴻章的談判對手）都是協助明治維新名副其實的“中國通”。丁亞雯只提及福澤嘗謂“支那不足畏”，杜維明則引京都大學副校長渡邊浩（Watanabe Hiroshi）指出“儒家的傳統和日本神道結合起來，後來成了日本狹隘的軍國主義”（頁146），不曾就福澤諭吉對日本侵華決策所發揮的深遠影響進一步中論，我覺得是很可惜的事，故而決定撰寫本文略作補充。

福澤的影響以及地位之尊崇，或可從一事見出端倪。日本流通的一萬日圓上面印的不是天皇的肖像，而是日本大知識分子福澤諭吉的玉照，其地位之崇高遠遠超乎朱熹、王陽明之於中國，即使孔孟也未能享有福澤氏這種踰乎一介布衣的尊榮。福澤指陳中國是通過商賈學習到西洋粗淺的外觀文化，其實不符事實，明末徐光啟譯介西洋論著要比福澤與其同儕早了許多。與他同輩的嚴復除了引進了達爾文的進化論，也同時翻譯數量可觀的西洋學說思想。福澤故意不提，目的不外是凸出日本學習西洋文化比中國為優，由於福澤是位報人，能充分發輿論的力量，大家對他的觀點也就深信不疑。

福澤寫作甚勤，在他主持的《時事新報》幾乎每隔一天便有他的社論、評論文章發表。他主張侵華的思想可從較早的〈到支那去應受獎勵〉（1883年）約略窺見。文中他主張日本人應多把握機會到中國去，把“支那四百餘州”作為經營之地，他說這樣做“大至國權擴張，小到一身榮華，都有好處。”1884年9月他發表〈有支那色彩的東西應該摒棄〉，悍然指出：“（中國）人民不開化，作為敵手就不足懼怕，作為朋友不足利用。”

身為日本軍國主義理論家，他於〈通俗國權論〉赤裸裸地宣稱“百卷外國公法不敵數門大炮，幾冊和親條約不如一筐彈藥”。1884年福澤撰文〈東洋的波蘭〉指出中法之戰的後果是：中國會像歐洲的波蘭，被列強瓜分。福澤這篇文章並非同情支那可能被瓜分，而是提醒日本政府不可錯過瓜分支那的機會。1891年中國發生焚燒教堂，殺害西洋傳教士事件，福澤即刻以第一時間刊出〈支那的交涉事件是我國的好機會〉，他在文章里具體地提醒日本當局應該採取行動修訂《天津條約》，讓日本商人有機會大舉進駐中國，並鎖定台灣、朝鮮作為日後鯨吞的目標。福澤於1901年逝世，1900年於他歿前一年，他果然看到了日本加入八國聯軍，在中國明目張膽地搶掠侵奪。

1894年中日發生甲午海戰，中國北洋艦隊被擊潰，福澤馬上發表文章題為〈強令割讓台灣的理由〉，力促日本政府逼令中國同意朝鮮獨立，與割讓土地，千萬不要被“一打勝仗即要敵對國割讓土地非君子之所為”這種迂腐之見所蒙蔽。他又另撰一文〈眼中無清國〉，告訴日本政府“不要怕它（清廷）來日報復，因為它腐敗透頂，完全不足畏懼；現在割讓台灣是一個開頭，待他日分割四百餘州的土地一到，就必須向它的中原地區大力挺進，選擇立足之地”，福澤還補充說這是“大勢所趨”，只差沒說出口侵華是天命所歸。

福澤諭吉對中國的了解，使他的意見備受日本朝野重視，他於1894年9月發表文章清楚地說明中國號稱的百萬大軍，能使用西洋武器者不過五、六萬人。“……支那人的毛病是喜歡虛張聲勢”，中國軍隊訓練嚴重不足，“不過是由乞丐流氓組成的烏合之眾”，這大大鼓舞了日軍東侵的信心。他甚且建議“御駕親征”予中國致命一擊。1894年11月下旬，日本攻佔旅順大肆屠殺平民與兒童，福澤又為文為日軍辯解，說中國軍人偽裝為平民，“殺死他們乃理所當然”。

身為軍國主義的理論宗師，福澤諭吉十分巧妙地把日清戰役定位為“文明與野蠻的戰爭”。日本正在或已“脫亞入歐”乃文明開化國，中國、朝鮮則屬未開化的野蠻城邦，文明的任務便是馴服這些野蠻的國度，予以皇民教化。1963年日本學者竹內好的〈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即指出福氏所提倡之文明並非“鹿鳴舍中舉辦的化裝舞會，而是冷酷無情的擴張主義”。福澤去世後，他的思想深植民心，日本佔領朝鮮，吞併台灣，進而据有中國東三省，到後來全面侵華都一一具現。

面對這麼一位精通傳統儒學，了解中國思想，語文造詣又那麼高明的“中國通”，如果後之學者只稱譽其所長，或凸出其漢學成就，而不論及其窮兵黷武的狼子野心，可能會造成印象偏差。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不應囿限於種族、島國視野，而應以天下蒼生黎民為念，促進國與國之間的和諧，使國際和平成為可能。有知識而無良知的讀書人，利用他的知識，散播侵略的種籽，合理化“戰爭的必然”，這是知識界最大的不幸。我們幸而也有像史懷哲、湯恩比,大作另一種典型的知識分子，反襯出上述知識分子的冷血與墮落。

談起馬來亞抗日戰爭，不能不知道林謀盛。

很可惜，年輕一代無從認識這位出類拔萃，義薄雲天的真漢子。

林謀盛年輕時從福建鼓浪嶼南來，在新加坡萊佛士學院畢業之後，到香港大學升造。後來繼承父業，在南洋經營食品業和建築業。身為富家子弟，但是他能深入基層，關心民膜，享有很高人望。

日本侵略中國的“七七事變”之後，林謀盛積極奔走，支持中國抗戰，除了募捐籌款，他還成功在馬新領導反日和抵制日貨運動。最轟動的一次，是發動4000名龍運鐵礦工罷工，以阻止鐵礦運到日本，作為軍日物質。

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南侵，馬來亞淪陷。這時，英國人要組織敵後遊擊隊，找到了文武雙全的林謀盛，擔任136部隊馬來亞區華人組組長。林謀盛毅然概允，同時也開出反條件，就是和中國合作，獲得英國人接受。

英國人將林謀盛和同志們送到印度加爾各答受軍事訓練，同時在馬來亞和中國召收隊員。時機成熟後，就以潛水艇和飛機運送到馬來亞，潛入內地活動。

136部隊的成員不多，但都是經過正式訓練，懂得戰略和情報工作的優秀人物。他們也和馬共組織的抗日軍聯繫，提供後者武器和訊息，使遊擊隊充份發揮制敵的效果。

1944年3月，林謀盛為了營救被日軍捕獲的屬下，結果被日本憲兵捉到，受盡毒刑，但堅決不透露絲毫情報，最後在霹靂的華都牙惹監獄中殉難，年僅35歲。

戰爭結束之後，他被追封為少將，可說是英烈千秋，萬古長青。

像林謀盛這些殉難的先賢，還有不少。但是，他們的功勛，卻沒有獲得主流社會的認同和肯定，在華社也逐漸被遺忘。（星洲日報／夜雨晨風‧作者：鄭丁賢‧2006/12/21）

近日新聞部長再努丁對抗日英雄紀念碑的解讀一事鬧得沸沸揚揚，許多人對於部長大人的解讀不但感到不滿，並且部長至今為止仍然堅持自己的說法是正確的。雖然再努丁部長的“抗日軍是馬共”的說法大致上來說有一部份正確，但是也暴露了自己對於歷史的無知。

再努丁先生的第一個錯誤是誤解了碑文上的意思。上面寫的是“抗日英雄紀念碑”，而非“抗日軍紀念碑”。前者是指當年所有的抗日份子，這其中包括了武裝抗日部隊、地下抗日情報網路和非武裝的抗日人員；後者則可以說是專指武裝抗日部隊。雖然只是差了兩個字，但是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矣。

抗日軍之所以是馬共的說法正確，是因為當年有一部份的抗日軍的確是馬共份子，這一點無須辯解。但是另外一部份抗日軍是以國民黨支持者和英國軍方為主幹所組成的136部隊，而且這還不包括了一大部份的無黨派的自願軍和地下抗日組織。這些人又怎能算是馬共份子呢？

再努丁部長說他的言論是引自陳平的《我方的歷史》，但是這恰好顯示了再努丁先生的問題。首先，在這本書之中提到了好幾位非馬共人士的抗日英雄，這其中不止英國軍官戴維斯等人，也包括了知名抗日烈士林謀盛。更何況書中提到了戴維斯向英國方面報告時，提到了由英國軍方所培訓的地下情報網路和武裝部隊，這些更不可能是馬共。

此外，更需要注意的是《我方的歷史》這本書的性質。這本馬共份子的自傳在史學之中只能算是史料，而非史書。所謂的史料只是尚未經過歷史學者進一步檢驗的歷史證據而已。此外，史料通常只是反映了歷史的一部份，而且也包含了某種偏見和視野，歷史學者們必須站在更高的位置上來對史料進一步加工處理。

回到《我方的歷史》這本書的內容，陳平先生只是敘述了有關他的抗日經驗，對其他地方和團體，尤其是其他地方的非共抗日組織，幾乎沒有提及。因此，再努丁先生只是從《我方的歷史》吸取有關這段歷史的知識，很有可能在無形中受到了單方面的影響，而無法從更高的角度解讀這段馬來亞抗日史。

此外，再努丁先生提到了自己的歷史經驗，聲稱自己是多場歷史轉捩點的見證人，因此具有一定的資格評論。假設如果只有見證某段歷史的人擁有最佳資格對此歷史進行最正確的解讀，那麼為何今日的歷史學者比啟蒙運動時代的學者更能夠對啟蒙運動做出更好的解讀？能夠對歷史做出最佳解讀的人，往往並非見證歷史的人。這是因為歷史往往是由多方面因素所造成的，歷史參與者的個人角度和立場往往只是反映了部份史實，而非全部真相。

反過來說，陳平先生的《我方的歷史》只是反映了陳平先生的個人歷史和視野，而非歷史的全部。因此，再努丁先生又怎能只是以《我方的歷史》作為證據呢？有關對這段歷史的認識，看來大家都應該再下一番苦功。（星洲日報／言路‧作者：張立德‧2006/12/22）

過去的一個星期，香港有一群年輕人用他們單薄的身軀與政府對抗：他們走上街頭，他們吶喊，他們用身體阻擋推土機，他們也用身子衝破警方的防線，後來他們還靜坐、絕食，為的就是希望能保住為香港人報時報了49年的天星碼頭鐘樓。

當然，面對龐大霸道的政府機器，這區區幾十名年輕人的努力還是失敗了。

12月16日凌晨，香港政府摸黑將舊天星碼頭鐘樓外殼分兩截拆卸後，由承建商以蠆船運往屯門填料庫，隔天工人就把鐘樓打碎，矗立碼頭風雨無阻報時的鐘樓就在頃刻間變成一堆堆填料，長埋在堆填區。

雖然這次行動失敗了，但是這群年輕人並沒有因此而絕望，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城市裡還有很多集體回憶需要他們去保護。他們決定奮起，繼續與政府抗爭，絕不讓政府再有消滅歷史的機會。

好了，回頭看我國，很不巧的，在過去的一週裡，也發生了兩件歷史記憶被人企圖消滅或扭曲的事。

矗立在市中心、擁有80年歷史的蔡正木故居被拆了，沒見有年輕人拉布條阻擋古蹟被清拆的身影，也沒聽見有人疾喝有關當局住手，對大多數年輕人而言，拆了就拆了，關我什麼事。

倒是另外一件事較受關注，那就是新聞部長把抗日英雄跟共產黨畫等號，不過再仔細一看，那些一聽到官員發表有違史實言論第一時間站出來抗議的，其實是老一輩的人士，也不見我們的年輕人。

說實在的，年輕一輩，當然包括我自己，根本不知道以前實際上發生了什麼事，沒有概念，何來記憶，沒有記憶，就沒有感情，沒有感情，那當然就無法發聲，更不可能像香港保衛鐘樓的年輕人那樣，站在最前線捍衛歷史的記憶。

但是，我們在學校不是都有唸歷史嗎？為什麼對於區區50年前的事，我們竟然沒有頭緒？問題出在哪裡？

我努力地想，卻發現疑問越來越多。

我們從中學開始唸歷史，但是我們的歷史其實不是被人美化了就是被人簡化了，甚至被人刻意歪曲了，與真正的史實其實是有很大的差距的，那麼多年來，為了要應付考試，我們都被訓練必須相信歷史課本上所說的，我們不曾懷疑，更不曾追問。

今天說起抗日志士，說起馬共，也都只是歷史課文中的一句，叫年輕一代如何對部長錯誤的史觀發聲抗議？

抗日英雄紀念碑即使現在不拆了，但是難保以後官員不再搬出其它什麼名堂來消毀它？而到了那時，現在年老的這一輩多已不在了，還會有誰來發聲保護這些記載著祖先為國為民族捐驅的歷史證據呢？

部長的謬論現在聽來雖然讓人不安，但是還有補救的機會，因為活生生走過那一段歷史的長輩，仍還活著，我們須要透過他們口述歷史重新編寫一本較為貼近事實的歷史，給年輕的一輩。

為了永久保存先人在我們的領土上留下的集體回憶，我們現在必須加速步伐，透過各種各樣的方式，讓年輕的一代，還有更年輕的一代瞭解過去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惟有守住歷史守住集體回憶，我們才有可能守住在這片土地上的權益。

但願下一次站在前線發聲抗議的，不會是只有白髮蒼蒼的老一輩，應該還有象徵國家民族希望的年輕人。（星洲日報／情在人間‧作者：蔡思潔‧2006/12/22）

12月27日《星洲日报》“大都会”版，图文并茂地报导了森州淡边双溪格拉玛桥梁附近一个公园，有3座引人瞩目的“世界第二次大战日本澳洲纪念碑”（Tugu Peringatan Perang Dunia Kedua Jepun Australia）。

纪念碑设计和色彩不一，蔚为大观。一是巨型传统马来剑模型纪念碑，分别以马来文和英文记述澳洲陆军中尉哥拉汉（Gallaghan）率领部队突击南下半岛的蝗军而引发后期的战役，似乎对澳军有所责怪，对侵略者则同情不已。其二是座红色纪念碑，刻有马来文、华文、英文和日文，说明澳军和蝗军均在二战中牺牲惨重。奇是奇在碑文均以日本为主角，忘了强调和非议蝗军侵占马来半岛长达3年零8个月的侵略角色，当地华人认为，这些碑有篡改蝗军侵略大马史实之嫌，对大马抗日的爱国人士不公平。

公园里还有一个被形容为火箭状菱形的白色纪念碑，碑高过人些许，上面一个字也没有，是一个“无字战争纪念碑”，不知建碑者是谁？用意何在？令人如丈二金刚摸不著头脑。据报导说，每年均有众多日本游客及蝗军家眷远道而来此河畔拜祭蝗军亡魂。

大家知道，蝗军在战争后期处於挨打地位，在美军的猛烈反攻之下，日本唯一“本土决战”的冲绳岛上，敌我双方死伤惨重，单是无辜县民的牺牲就达14万人之众，占该县人口的三分之一。数年前，反战冲绳人建设了名为“和平之础”的纪念碑，把战亡县民、日军、美军、在日朝鲜人及华人等23万馀人的名字一一刻在碑上。坦白说，勇敢在侵略战争问题上，跟中央政府唱反调的冲绳人这种对不正义战争的反省与憎恨心情，令人非常感动和钦佩。

二战期间，蝗军曾威风无比地在马来半岛的激战地建设神社及“忠灵塔”之类的纪念碑，以悼念战亡蝗军和表扬他们的“战绩”，例如新加坡最大激战地武吉知马附近的“忠灵塔”，於星岛沦陷约半年后的1942年9月10日揭幕，此外还有作为军国象徵的昭南神社，都是蝗军必到之地，日本投降前才自行炸毁，只留下一些石台阶罢了。

据我猜测，擅长於建碑以表扬蝗军“丰功伟绩”的日本军国遗臣仍积重难返，不可救药，他们不仅对丑恶的侵略行径毫不反省，反而伺机替军国主义翻案、涂脂抹粉，但有鉴於客观环境不允许，他们只能“犹抱琵琶半遮面”，自掏腰包在激战地建设一些所谓“和平”纪念碑或钟楼之类的建筑物，大肆歌颂“自由和平”，俨然若和平使者。好多年前，激战地哥打巴鲁机场附近就出现一座这种莫名其妙的“和平”钟楼，我们受害者看了真的不是味道。他们讴歌人类这种崇高至圣的理想之时，却完全不提蝗军那惨无人道的战罪，不表示歉悔。说白了，这些日本右派不过是想替战亡蝗军大事建设一批另类“忠魂碑”罢了。

若来历不明，一味歌颂蝗军战绩或莫名其妙地歌颂“自由和平”的“无字战争纪念碑”一个接一个地在大马亮相，显然是一件不可等闲视之的咄咄怪事。（星洲日报／言路·作者∶仓洋·2006/12/31）

日據時期，我國二三十萬華人慘死蝗軍刀下，是一項血淋淋的慘痛歷史事實，值得我們為死難同胞伸冤。但老實說，我們的確有心無力，成績又差強人意。相對的，侵略者在教科書裡，仍恬不知恥地自誇蝗軍“搭救”我們，大肆推銷什麼“提早解放東南亞論”；“進出（非侵略）論”、“戰爭時效論”、“罪小功大論”……。

每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日前後，許多電視節目和書報等媒體，都站在這種似是而非的立場上，為軍國主義塗脂抹粉，對殺人如麻的戰犯歌功頌德不已，而這種滿是毒素的書本也出版好幾十種，充斥大小書店（吉隆坡某書店也展賣著二三百種）。

日諺說︰“謊言講百遍會變真話！”軍國遺老遺臣一派胡說，謊言連篇，早已上百上千遍，弄假成真，變成“真話”了！在我們看來，那簡直是惡人先告狀！但思想單純的日本老百姓卻不假思索地信以為真，反過來埋怨受害國對日糾纏不休，借反日來掩飾自己的弊政，甚至指批評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是無理取鬧，干涉內政……！

不久前，森美蘭中華大會堂舉行了《日治時期森州華族蒙難史料》英文網頁推介禮，譯者期望更多人瞭解蝗軍的殘忍惡行。這的確是幫助日本人糾正錯誤的戰爭觀和歷史觀的良策。該史料集於1988年面世後，受到日本出版界重視，被目為控訴蝗軍奸淫殺戮，犯罪累累的重要證據，青木書店即以精裝本印行。該書店曾找我翻譯，我忙不過來，懇求一位現任教授的台灣友人代勞。由於右翼勢力喧囂塵上，會以暴力對付人，他只好用“村上育造”的筆名。

此書收錄了眾多受害者死里逃生的悲慘經驗，包括身中13刀，九死一生的老人蕭觀吐的證言。他們供證，無非希望讀者瞭解蝗軍在半島對手無寸鐵的無辜居民所做出的重大傷害。他們更沒有感情用事，不分黑白地把同屬受害者的日本老百姓大加詛咒。來馬百次的琉球大學教授高島伸欣和關東學院大學教授林博史等學者，均參考了此史料，寫下了《向戰爭傷痕學習》、《華僑大屠殺》和《被審判的戰爭犯罪─英國的對日戰犯裁判》等巨著。

受害者的證言，在日本產生如此巨大的歷史教育作用，可見努力沒白費。更令人欣喜的是，曾發生大屠殺事件的瓜拉庇勞的工程師林西門先生，竟孜孜不倦地把其要點譯成英文上載互聯網，以見證歷史，好讓全球人士了解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事實和殘忍行徑，從而證明大力為這些戰爭罪犯歌功頌德的小泉前首相和安倍晉三首相的丑惡言行，是不可原諒的。

我想，這本史料匯編是一份上好的輔助教材，對巫、印等異族同胞來說，也可增進他們對身邊華族飽受蝗軍慘殺和虐待的殘酷事實的瞭解，從而促進民族間的大團結和提升大家的愛國意識。我國紀念日據時期蒙難同胞工委會，何不把蒙難史的英文版排印，列為歷史叢書之一？（星洲日報／言路‧作者：倉洋‧2006/11/16）

（八打灵再也讯）历史学家拿督邱家金今日（周二，19日）驳斥新闻部长拿督再努丁，指二战时期抗日英雄就是共产党的言论。

他强调，为了避免加深各种族间的相互猜疑和误会，他认为，有必要对外纠正“抗日英雄就是共产党”的错误言论。

邱家金周二接受星洲日报专访时指出，抗日英雄并不是共产党，两者不能划上等号，这是世人所要紧记的。

他透露，参与抗日活动的英雄基本上分成两组，即共产党和国民党。

“迄今马共已成了历史名词，而国民党已成立马华，两组人马都是当年二战时期的抗日英雄。”

针对新闻部长拿督再努丁指马来亚抗日军（MPAJA）就是马共三星军前线部队的言论，邱家金解释，尽管马来亚抗日军是由共产党所成立，不过，并非所有

参与抗日的华裔英雄都加入其中。

抗日活动非共产党主导

他说，二战时期的抗日活动并非由共产党主导，所有参与抗日活动的英雄也包括马来人和印度人等。

他披露，当年有不少马来人参与抗日活动，多数来自彭亨淡马鲁，印度人则较少。

“在华裔当中，广西人最多，而霹雳玲珑区的人在抗日活动中表现最为积极。”

另外，针对再努丁指责特定人士在砂拉越和汝来华人私人墓园立碑纪念共产党的言论，邱家金表示，自己也曾参与见证其中一次的立碑过程。（星洲日报·2006/12/19）

（吉隆坡）新闻部长拿督再努丁强调，他是一个懂历史的人，因此绝对不会就本身发表“墓园立碑纪念共产党”的言论道歉。

“我曾经当过记者，我读过历史，谁是支持共产党，谁不是。我可以轻易看出他们的心思，当然我知道这些人是谁，只是我不说吧了，所以我绝对不会道歉。”

他周二（19日）在其部门发布2007年RTM1和RTM2的最新节目时，针对记者询问他是否会向华社道歉及到孝恩园了解真相时，再努丁坚决否认他误解事实，并表示他很忙，所以不会到墓园考察。

“我身为新闻部长，我也是历史的一部份，我见证历史、了解历史，所以绝对不可能会弄错或误解历史。”

询及这当中是否出现沟通上的误会，再努丁表示，他不会阅读中文，所以不晓得中文报怎样报导，不过马来报却没有误解他的言论。

他声明，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黄家定也曾经提及三大民族团结对抗马共的历史，黄家定了解历史，我和他的立场一样，那就是坚决反对马共。

“马华创党人敦陈祯禄就曾在1949年遭到马共袭击。”

勿听信不可靠言论
再努丁促阅读“正史”

再努丁说，真正的马来西亚人就应该读真正的历史书籍，而非听信不可靠的言论。

他在发布会后向记者讲述马共历史时说∶“所有的华人都应该去读历史，才会清楚我国对抗马共的历史。”

他表示，一些历史书籍，包括由Cheang Boon Kheang等撰写有关马共历史的书籍，都是很好的历史考证。

“媒体不应该只听他们的片面之词，你们大可去访问对抗马共的前警察、历史学家如拿督邱家金等。”

允赠《Unsung Hero》给记者

再努丁也答应记者的要求，将其所撰写的历史书籍《Unsung Hero》送给他们参阅，以增进记者们的历史知识。（星洲日报·2006/12/19）

蔡细历-让华社紧张
再努丁想提高地位updated:2006-12-19 20:03:20 MYT

（吉隆坡讯）马华副总会长拿督斯里蔡细历说，新闻部长拿督再努丁发表“墓园立碑纪念共产党”的极端言论，目的是要让华社紧张，以提高地位。
他表示，华社不需要为再努丁的言论感到过度紧张，因为若华社紧张，他的地位就显得愈高。

“再努丁发表极端言论，你们（华社）就很紧张，他就是希望你们紧张，他才可以提高身分。”

蔡细历也是卫生部长，他周二（19日）在国会走廊针对再努丁不满“墓园立碑纪念共产党”事宜受询时，也认为再努丁的言论已抹杀历史。

“我劝请这些身为领袖者，不要在不了解历史的情况下马上下判断，把所有华人当成共产党，避免大马好像每天都有争论性的课题。”

“不了解事情的人不要太快下判断，不是他不可以讲话，但如果他不了解，就不要太快判断人家是甚麽。”

他强调，当时的抗日军并非每人都是共产党员，有部份人士确实为国家，而非为了共产党主义而对抗日军。

他表示，再努丁把所有抗日军成员当作是共产党，后者的思想是过时和不正确的。
指再努丁言论抹杀历史

他举例，当时英国政府把所有新村的华人当成是共产党的支持者或同情者；但时间证明直到今天，华人新村是政府的堡垒，村民效忠国家。
“当时华人新村被强制搬迁是无辜的，英国政府的行为是错误的。”

他感叹说∶“很不幸的，至到今天，仍有很多人认为这些人（抗日军）是共产党或共产党的支持者。”
蔡细历表示，再努丁的言论已抹杀抗日军的牺牲和侮辱抗日军及其家属。

不会要求再努丁道歉
蔡细历表示，他不会针对此事要求再努丁向华社道歉，因为道歉问题根本不应存在。

“如果我们认为对的就坚持我们对，为甚麽还要要求人家道歉；如果人家没有诚意，道歉也没有意义。”
“我认为当时华裔同胞是为了爱国，为了抵抗日军是对的，为何还要要求人家道歉。”

蔡细历表示，他将在周三（20日）召开的内阁会议时，向再努丁反映华团对他不满的心声。

他表示不会将此争论课题带入内阁讨论，因这只是小课题，内阁不需讨论。（星洲日报·2006/12/19）

大桥问题，目前已经是第三四线人物，如代表反方的马哈迪前政治秘书郑文杰，以及代表正方的大使官员级人物阿末弗兹进行代打。

打斗场面也已不新鲜刺激，各说各话，各执一词，犹如擂台上两个疲惫的拳师，隔空出拳，观众看得不过瘾，嘘声连连，报章编辑也赶紧把大桥争议送到报屁股去。

只是，郑文杰身无官职，却手持马新谈判的机密文件，在私人办公室里上下挥舞，向全世界公开大马官方机密。这不只是对文件上的“机密”印记，形成一大讽刺，也让人们猜测，20年来对反对党和媒体犹如芒刺在背的“官方机密法令”，如今是否已经失效作废？如果属实，则郑文杰在位时令人不敢恭维，卸任后却不小心的为大马民主作出意外贡献，善哉！善哉！

人们看到的是郑文杰和阿末弗西在幕前交手；人们看不到的，却是台底下真正重量级的激战。

政治精英圈子目前最热门的课题，就是马哈迪所为何来？马哈迪下一步棋是什麽？巫统内部会否生变？阿都拉如何应对？

马哈迪下台时，曾经声称退休后不会干预政务，更不会指点阿都拉政府做事。这个姿态，可媲美邱吉尔当年下台时说∶“酒馆打烊了，酒客就得离开”的身段。但言犹在耳，从AP、普腾到大桥，马哈迪可不含糊，酒馆固然打烊，酒客就是不走，还管起酒馆该怎麽卖酒。

身为公民，也是国家元老，马哈迪说话的权利应该获得维护；他主张媒体自由和人民公投，也有正义基础。虽然民主自由在他任内暗淡无光，但是如果他今天要站出来成为大马民主自由的斗士，相信人民群众，包括林吉祥和安华也都不会反对。

然而，政治绝对不是这麽单纯，一个人要从自由克星转变为自由斗士，也绝然要经过一番精细计算。

首先，马哈迪所反对的课题，都和他在位时的政策、人事、利益分配有挥之不去的关系。一旦这些政策、人事和利益分配在新领导人手中出现变动，就产生了矛盾。

换句话说，如果阿都拉的政策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完全延续马哈迪的做法和安排，那麽今天就不会有大闹酒馆的问题。

因此，AP、普腾和大桥等事，固然可以解释说是公共政策之争，但是如果说没有涉及政治和利益，谁也不会相信。而大桥问题，已经超越“该不该建”的公共政策范畴，而扩大到“违反国家人民利益”、“向新加坡交出主权”的敏感和危险边缘，而且隐隐然有鼓动群众的趋向，套用俗话一句─这不简单。

对於马来人政治，新加坡是一个永远的情意结，当年让新加坡“出走”，是马来人政治的挫败和痛楚。因此，任何对新加坡的政策，在一般马来群众眼中，看到的只是“胜”或“败”、“雪耻”或“典当”。所谓的“双赢”，只是学术殿堂里的理论，或是外交场合的场面话，它并不存在於马来人的政治词典。

马哈迪会否藉机作权力反扑？马来群众是否会响应？巫统的权力关系是否会出现变化？

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答案。在大桥课题上，阿都拉尚得到内阁和党内多数的支持，这对现政府和他个人是一项初步胜利。此外，马哈迪的许多指责，反而指证了他本身执政时的缺失和弱点，让阿都拉以逸待劳，这也是马哈迪未能激起重大回响的主要原因。

然而，权力的运作是合纵连横，民意和党意也可以制造操纵。马哈迪是权力高手，现在就看淡他，为时尚早。（星洲日报／情在人间·作者∶郑丁贤·2006/04/26）